第三部（第20/40页）

“不要对死神说‘好吧’。”他对这个垂死的人说。

骨架子慢慢地把头滚回原来的位置，回复到那种不可思议、纹丝不动的状态。那几句话把他掏空了。多里戈·埃文斯用指尖打理着他皱巴巴的前额上平直、没弹性而又湿漉漉的头发，把它们从他眼睛上梳开。

“对我，对随便哪个王八蛋，都不要说。”

就这样，这骨瘦如柴的两个人：高个子医生和他矮个儿的帮手继续巡视，两人都近乎赤裸——勤务兵穿一双大得离谱的布洛克鞋，傻得令人喷饭，戴着宽边军帽，在因非自然原因而紧绷的脸上，帽檐显得异常宽大；医生系一条脏得打滑的红头巾，斜戴军官帽，像正去城里找女人寻乐子。就医生感受而言，这整个巡视过程是对某种理想的模拟，低劣到亵渎的程度，他扮演的是最残忍的角色：在没希望的地方给人希望，还指望别人接受。用挂在竹竿上的破烂拼凑的漏雨的棚子算不上医院，床算不上床，而是用竹子拼起的薄板，上面毒虫肆虐，地面除了秽物还是秽物，他这个医生几乎没有医生医治病人不可或缺的设备和药品。他有脏得打滑的红头巾、斜戴的军官帽，和一种性质暧昧的权威——用以疗救，他只有这些。

然而，他也知道，如果不坚持下去，不进行每日巡视，不继续寻找孤注一掷的办法帮助病人，情况会更糟。无缘无故地，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情景——那个病症令人反胃的杰克·彩虹饰演的费雯丽在长达一辈子的分离后在桥上遇见了她的情人。他觉得作为对现实的表现，这些兵先前表演的节目远没有他的医院和医疗实践荒诞离奇——为了这些节目，他们极富创意地用竹子和旧米袋制作场景、服装来模拟电影和音乐剧。然而，像剧场一样，这表演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像剧场一样，这表现对事情有帮助。有时人没死。他在尽力帮他们活下去，他拒绝放弃努力。他不是一个好外科医生，他不是一个好医生，他打心眼儿里认为他不是一个好男人，但他拒绝放弃努力。

一个勤务兵在使出浑身解数安装一个新的营地排水装置——用新的竹子做材料砍出粗劣导管，把它接上土人伽迪纳前一天晚上从日本人卡车上偷来的橡胶管。橡胶管向上通到一个旧瓶子，瓶里装满生理盐水溶液，溶液用经过灭菌处理的水制成，水在用煤油罐和竹子做成的蒸馏器中进行过灭菌处理。这个勤务兵是少校约翰·美纳杜，按军阶论，他是营里位居第三的长官。他集荧屏偶像的外貌和特普拉会修士30的社交能力于一身，但当他不能不讲话时，却大多打结巴。当勤务兵的他最快活——该做什么有人告诉他。

虽然日本人强制所有军阶低的人做工，但出于对等级制的尊崇，他们对军官没这样要求；军官留在营区，还令人不解地从大日本帝国陆军拿到很少的薪水。除了等级制的戏剧化一面对他有利，埃文斯对等级制没有丝毫敬意。他规定从军官薪水中提取一定数额以备公用，还命令他们在营区劳动，帮助看护病人和卫生保洁，修建新厕所、下水道和供水系统，参与营地一般性的保养修缮。

约翰·美纳杜在费力地搜寻病人脚踝处的血管——为了把竹导管插进去。用的手术刀是一把磨快的约瑟夫·罗杰斯折叠刀。脚踝皮包骨，在紧绷的皮肤上面，勤务兵上下摸索。

“别怕把他弄疼，”多里戈·埃文斯说，“这儿。”

他接过折叠刀，模拟演示一个精准决断的切割，然后手法灵巧地重复这个动作，在踝骨骨结紧上方的部位深深割下去，把血管切开。他迅速把自制导管插进去。霍乱病人猛地一缩，但手术的速度和信心意味着手术刚一开始，就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现在他会挺下去。”多里戈·埃文斯说。

他最大的成功不是他对个人卫生的坚执，而是这种液体补充。仅仅在过去两天，这个办法就救下好几条性命，有几个人会活着走出霍乱营地，而不是被搬到火葬堆上去。他觉得这对所有人都是希望。

“在这儿，你要么死，要么挺下去。”一个澳洲佬耳语似的说。

“妈的我还没死呢。”那个刚被插上导管的人用低低的、带摩擦音的刺耳声音说。

他们沿着竹搭平台的边沿走下去，检查身体，查看生理盐水刻度，插上导管，有时把运气好的几个人移到比这小很多、用于康复的棚子里去。霍乱病人像在退缩，要躲开他们。当多里戈·埃文斯走近时，看到所有人看着根本不是人，这可怕的病只用几小时就发作，常常致命，身体在几小时内被销蚀殆尽。腹内痉挛在消解他们的身体，蚕食他们的生命。有的人在剧痛中呻吟，其他的用低沉单调的声音哼哼要水喝，有人的眼睛像石头似的从黑影沉沉、塌陷的眼窝里向外呆视。他们走到那个长着猴脸、就要回家到爸妈那儿去的兵跟前时，他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