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第9/40页）

但他的脑子感觉不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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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里戈·埃文斯每天早晨刮脸，他相信他必须为了他们在困境中注意形象，因为如果连他都看起来不在乎，其他人还会在乎吗？向军用小镜子里看去，透过模糊的镜面，他看到一张朦胧不清的脸——镜子里的这个男人不再是他：比之前老了、瘦了、颧骨突出了，那种严厉表情不是真实的他，他比以前更矜持冷漠，越来越多地仰仗几件可怜的道具：玩世不恭地斜戴军官帽，一条红围巾在脖子上打着方巾结，那种吉卜赛人的风味也许更多是为了他自己的喜好，而不是为了他们。

三个月前，他走去一个位于河下游的营地取药，碰到一个坐在溪边等死的泰米尔“劳务者”，穿着破烂的红纱笼27。对多里戈·埃文斯能提供的帮助，这个看上去很老的人完全漠然。像旅行的人在等汽车，他在等着死亡降临。一个月前，沿同一条路走回去，他再次遇到那个看上去很老的人，现在是一副被野兽、昆虫吃干的骨架子。他把骨架上的红纱笼拿走，洗干净，撕成两半，把较完整的一半系在脖子上。当死亡降临时，他希望像那个泰米尔“劳务者”一样去面对——尽管他怀疑他是否会真的这么做。他不遵从生命的既定公论，他想，他也不会遵从死亡的既定公论。

他注意到他的兵也很老了，远比如果幸存下来慢慢变老要老很多。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们是否明白他们只是必须受苦，而不是必须施虐于人？他知道对基督的崇敬把受苦变成美德。他跟随军牧师鲍勃争论过。他希望基督是对的。但他不同意这看法。他不同意。他是医生。受苦就是受苦。受苦不是美德，也不造就美德，美德也不必然就从苦难中生成。随军牧师鲍勃在恐惧、疼痛、无望中尖叫着死去，多里戈·埃文斯知道，看护鲍勃的人战前被达林赫斯特黑手党雇佣——令人胆寒，心狠手辣。美德就是美德，跟苦难一样，它没有因果可供解释，没有本质可供知性分析，没有意义可供理解。在随军牧师鲍勃死去的那天晚上，多里戈·埃文斯梦见他跟上帝在一起，在一个地洞里，他们俩都是秃子，在争抢一副假发。

多里戈·埃文斯对俘虏身上的人类特质并没有视而不见。他们说谎、欺诈、抢夺，饶有兴致。最坏的装病，最骄傲的装没病。高尚常常与他们无缘。一天前，他碰到一个兵，病得那么重，脸朝下躺倒，鼻子几乎埋进泥里，躺在标志“小甜心”到头了的那片岩面的底部，没力气走完回家的最后几百英尺。两个兵从他旁边经过，视而不见，他们精疲力竭，帮不了忙，也尽力想为自己能活下去节省所剩无几的力气。他不得不命令他们把那个赤裸的兵送到医院去。

然而，他每天用人格魅力引领他们，照护他们，约束他们，把他们切开，又缝合，为了他们的灵魂扮演诸多角色，为了多救一条命跟死神周旋。他也说谎、欺诈、抢夺，但那是为了他们，总是为了他们，因为他爱上了他们。他每天都有所察觉，在爱他们方面他力不从心，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死去。

他很久没想女人了。但他依然想她。在他身处的这个世界之外的那个世界缩小成了她。不是艾拉。是她。她的声音，她的微笑，她嘶哑的笑声，她熟睡时的气息。他在脑子里跟她谈话。是不是因为不能拥有她，他才爱上他们？他无法拥有她。他无法对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

多里戈·埃文斯对澳大利亚不具代表性，他们也同样，这些志愿兵来自他们辽阔祖国的边远地带、城市贫民区、争端迭起的地区：为集市赶送牛羊的人，诱捕动物者，在码头上搬卸货物的人，射杀袋鼠的人，坐办公室的书记员，设陷阱捕澳洲野犬的人，剪羊毛的人。他们是银行职员和教师，柜台上的小伙子，占卜者，投机者，大萧条赤贫者中的幸存者，寡廉鲜耻的机会主义者，顽劣的流氓，没教养的小痞子，玩弄女人者，罪犯，蠢蛋，又臭又硬的混球；一场萧条的强力破坏塑造了他们，使他们在没电的小破屋中长大，使他们的父亲在“一战”中死去、残废或发疯，使他们的母亲勉力过活，教育和希望，在部队驻地，在发放赈济的棚子里，在贫民区和鄙陋小镇，一个踉跄着走进二十世纪中期的十九世纪的世界。

虽然每死一个人都削减他们的数量，“埃文斯的J部队”最早离开樟宜的一千名战俘仍然是“埃文斯的J部队”，混合了在爪哇投降的塔斯马尼亚人和西部澳大利亚人，在新加坡投降的南部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HMAS“纽卡斯尔号”战舰沉没后的幸存者，一些在其他军事挫败中被俘的维多利亚省人和新南威尔士人，以及几个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员。他们作为“埃文斯的J部队”到达战俘营，也必须作为“埃文斯的J部队”离开战俘营，一千个灵魂始终强大，即使最后只有一个人活下来，也要以行进步伐走出战俘营。他们是长达数十年残酷匮乏时代的幸存者，他们被剥夺得只剩下一个小之又小的最小值，那就是对彼此的信念，当死亡降临时，他们只会更坚定地持守这个信念。如果活着的遗忘那些死去的，他们的生命就不再有意义。他们自己还活着，这个事实要求他们必须团结成一体，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