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第16/21页）

“这件事让我感觉很奇怪，但刚开始，我并没想太多，”佐藤继续讲，“说到底，这是战争。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又有几例对其他飞行员进行的另类操作：把一个飞行员的胸腔隔扇打开，把另一个飞行员的脸部神经末梢切断。在我做帮手的最后一例中，他们在那军人的颅骨上钻了四个孔，将一把刀插入脑髓，看会发生什么。”

他们是在为医院员工修建的小花园里下棋的。正是春天，在佐藤讲话的间歇，中村能听见夜晚早间的鸟声。一棵枫树把阳光将逝前长长的射线变成了光影交错、明灭闪烁的丝丝缕缕的光线。

“石山教授战后在狱中上吊了，”佐藤说，“他们抓到别的一些人，判他们死刑，接着给他们减刑，最终把他们全放了。有一段时间，我想我或许也会受审，但如今，那样的日子早过去了。美国人希望它被忘掉，我们也同样。”

佐藤把他原先在看的报纸推到中村面前。

他指着一篇带照片的短文，讲的是内藤良一先生的慈善事业，他创立了日本血液银行，血液银行是经营血液买卖很成功的一家公司。“我有些同事在伪满洲国跟他共过事。我们最优秀的科学家在伪满洲国从事过类似工作，内藤先生是他们的领导之一。活体解剖。还有许多别的事。在俘虏身上实验生化武器，炭疽病菌，还有鼠疫菌。有人告诉我，在俘虏身上实验火焰喷射器和手雷。这是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制，有来自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内藤先生现在是一个很受尊敬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和美国人都不想把过去倒腾出来。美国人对我们的生化武器研究感兴趣，这有利于他们准备对苏作战。我们用中国人做生化武器实验，他们想用在韩国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运气不好或者是个无关紧要角色，你就被吊死，要么你是韩国人，但美国人现在想做交易。”

“我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中村说。

佐藤没作出回应。在他作为人的最深处，中村觉得他跟全体日本人一样，是受害者，是的——他、郁子、他被处决的同伴、日本国本身。这个看法基于情感，解释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甚至他的悲惨生涯——机密和规避、伪造身份、与他人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但佐藤的故事让他激动起来，其中仿佛有一个恢弘自由的远景。

“您听到过地震快结束时那种怪响吧？”佐藤问。在暗下去的天光里，他疲乏的脸越来越模糊，“震荡和狂摆完了，所有东西——挂在墙上的画儿、镜子，窗框里的玻璃，钩上的钥匙——全抖起来了，发出怪声？在屋外，你经历过的每样东西也许永远消失了？”

“当然听到过。”中村说。

“好像世界正发出在热浪中抖动的响声？”

“是。”中村说。

“美国人的心脏被放到解剖室的称重仪上，不锈钢秤盘发出嘎嘎的声音，就好像这样的响声。好像地球在颤抖。”

佐藤把脸收紧成一个奇怪的笑容。

“你知道他为什么信任我？”

“石山教授？”

“不，美国飞行员。”

“不知道。”

“他认为我穿白大褂意味着我会救治他。”

10

中村和佐藤没再谈起佐藤的过去。但他故事中有些东西开始困扰中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棋下得越来越少。这个外科医生原先在中村眼里是一个那么有趣又和蔼的伙伴，现在不知怎么了，中村发觉他又迟钝、又乏味，下棋成了一个任务，必需忍耐下来，而不是让人愉悦的享受。他察觉这感觉在变成相互的，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他从前从没经历过，也觉得无法解释。佐藤不再出现在储藏部办公室，跟中村一起抽烟小憩，中村发觉他自己也在避免去医院可能会碰到佐藤的区域。终于，他们不在一起下棋了。

跟佐藤变得疏远的同时，中村跟其他人亲近起来，为了作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活得更真实，他发现了自身的力量。他渐渐懂得了有很多人也把自己看作战争受害者。这些人在战时尽职尽责完成任务，他们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有羞耻感或负罪感。他意识到一个时期结束了——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不是自己所说的样子。每个人都不是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个样子，每个人都只记得能诉诸言说的事。当最后一个被关押的战犯被释放后，中村弃除掉所有欺骗性的伪装，他确信诚实地过日子最好，他改回他的真实姓名。第二年，他跟郁子结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