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12/141页）

我们经常交谈，但从不争论。我给他看我的画，他就说太奇妙了，我很喜欢，诸如此类的话。这样说我总觉得有压力。我知道他是真心的，但还是觉得有压力。后来，他就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我就做些茶水、咖啡，或者拿出一瓶威士忌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常常想，我也许做对了，也许意识到了什么。视觉艺术最终是不可理解的。或者说太难以理解了，乃至没有任何人，首先是我本人，会接受显而易见的解读。那时，阿图罗有时也跟我的一个女朋友睡觉。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就是说，他知道我们是朋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我介绍过她们，但不知道这人是我的一个女友。他们过段时间就睡一次，比如一个月一次。我觉得这挺好玩。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很天真。我的朋友住在德尼亚大街，离我住处不远，我有一把她房间的钥匙，有时我早上八点去那里，找些上课要用而忘了带的东西，我会发现阿图罗躺在床上或者做早餐。他看着我，那样子像在问自己这女孩是他的朋友还是女朋友？我觉得这挺有意思。早上好，阿图罗，我说，有时我强忍着不要笑出来。我也在跟别的朋友睡，但我跟她睡的时间要比阿图罗跟她睡的久。麻烦。生活中充满了各种麻烦，但那时巴塞罗那的生活很美妙，而麻烦也是惊奇的代名词。

后来就开始觉醒了。我在大学教书，在那儿过得很不如意。我不想用理论术语阐释自己的作品。我在教课，我的同事们好像分成两个截然分明的派系：骗子（平庸者和恶棍）以及那些不仅教学而且经常在工作以外的艺术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的人，且不论其好坏。忽然我发现自己两个派系都不属于，我就辞职了。我开始在一所高中教书。那简直是一种巨大的解脱。就像从上尉降到中尉？也许吧。说不定降到了下士呢。但我没什么上尉、中尉、下士的感觉，反而觉得就是一个掏阴沟的、铲垃圾的、一个从自己的集体走失或者分开了的倒班工人。现在回想起来，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还真有点严峻、残忍的味道，来得突然又无法挽救，当然了，这一切都是慢慢发生的。我碰到一个百万富翁，买下了我的作品以及我那本因为遭到冷落和自身的无趣而死亡的杂志，我又办了其他杂志，还举办过不少展览。但没有一个存活下来：语言比现实更真实。其实，某一天，这一切终于都结束了，我只剩下皮卡比亚的假画，那是我惟一的指南，惟一握在手中的东西。有些没工作的人会指责我不懂得珍惜幸福，虽然我什么都有过。我可以指责一个杀人犯杀了人，一个杀人犯可以指责自杀者的绝望或者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某一天，这一切全结束了，我好好打量了一番自己。我不再买那么多杂志和报纸了。我不再举办展览。我开始在高中教美术，怀着谦卑和严肃的态度，甚至（我不想把它说得多么了不起）怀着某种幽默感。阿图罗很久以前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不知道阿图罗消失的原因。一天他对我朋友气急败坏地发了一通脾气，因为发现她是别人的女朋友，或者因为他跟我的其他朋友睡了，她说了些诸如你这个白痴，你看不出吉列姆的朋友就是他的女朋友吗之类的话，介于神秘和透明之间的床头话。我不知道，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知道他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他了。这显然不是我的初衷。我试图拢住自己的朋友们。我尽量对人和气友好，尽量不要从喜剧陡然走向悲剧。生活自会有很多妙招。但是，有一天，阿图罗还是消失了。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直到有一天我的朋友说：猜猜今天晚上谁给我打电话了。我要这样说就好了：阿图罗·贝拉诺。如果我马上猜对的话可能会很好玩，可我却说了别人的名字，然后就放弃不猜了。她说出阿图罗时我仍然很开心。我们有多少年没有见面了啊？很多年了，多得最好别算了，不要回忆了，但我还是记住了，一下子就说出口。于是一天阿图罗就上我朋友家了，她给我打来电话，我过去看了他。我匆匆忙忙就去了，我几乎是跑着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跑起来了，反正就跑起来了。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了，天气很冷，到那儿后我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现在已经四十多岁的家伙，我向他走去时感觉就像《走下楼梯的裸女》，然而我没有任何楼梯可下，不是我想像的那样。

后来我们又见过几次面。一天，他来到我的画室。我坐在那儿盯着一幅摆在至少有七十平方英尺的画布旁边的小油画。阿图罗看着这幅小画和大画问我画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我问。尸骨罐。他说。其实是尸骨罐。那时，我几乎不画画了，从未展示过自己的作品。那些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上尉的人现在都成了中校或者上校，还有一个，我亲爱的米格尔里托，甚至都到了将军或者元帅的头衔。另外一些人或者因艾滋病，或者因毒品，或者因肝硬化死了，或者只是因为迷茫而放弃了。我还是个掏阴沟的。我知道这本身可以有好多种解释，大多数都很荒谬。可我的情况一点都不荒谬。我有理由感到开心，我一直都很忙碌，我不断地观察着万事万物，我观察自己在观察着万物，我读书，我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的产量不大。也许这很重要。另一方面，阿图罗的产量却很大。有一次我走出洗衣房时碰到他。他正要上我家来。你在干吗？他问。你这不看见了吗，我说，我放了几件衣服要洗。你家里没有洗衣机吗？他问。五年前就坏了，我说。那天下午阿图罗走进我们的院子看了半天我的洗衣机。我做好茶水（这时的我几乎戒酒了）然后看着他检查洗衣机。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以为他会修好。好像还不见得，但这已经让我很开心了。最后，我的洗衣机还是依旧坏着。我又给他讲了我遭遇的一起事故。考虑告诉他是因为我看见他眼睛老瞄着我的伤疤。那次事故出在马洛卡岛。是场车祸。我差点失去了双臂和下巴。我身体其他部位都只擦破了点皮。这起事故挺离奇，你不觉得吗？很离奇，阿图罗说。他告诉我，他也住过院，两年里住过六次。在哪个国家？我问他。就在这儿，他说，在希伯伦谷，再以前是在格罗纳的约塞普·特鲁埃塔。那你干吗不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来看你啊。噢，没什么大不了的。有一次，他问我是否沮丧过。没有，我说，有时我感觉像《走下楼梯的裸女》，跟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挺好，但沿着比如帕塞奥·德·格拉西亚大街散步时感觉却没那么好，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