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7/141页）

我醒来时可能快到凌晨四点了。

离我几尺远的地方，贝拉诺和洛佩兹·洛博还在说话。我看着他们香烟上闪烁的火光，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起来走到他们那儿去。我想借此舒缓第二天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我想跟这两个我从香烟后面瞥见的影子待在一起，哪怕爬过去或者用双膝蹭过去都可以。可我没有这样做。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他们的影子的角度传达出的某种信息，拦住了我，那两个影子时而挤在一起、然后蹲下，如同在打架，时而又裂成碎片、散了开来，好像投射出影子的身体已经消失。

我克制住自己，假装睡着了，其实在聆听着他们的谈话。

洛佩兹和贝拉诺一直聊到天快要亮了。转述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丢掉我听他们谈话时感觉到的东西。

他们先是谈论着这样那样的人物，说着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那声音听着就像两个密谋者或者角斗士发出的。说话的声音很轻，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意见都完全一致，但贝拉诺的话语处于强势地位，他的说法（我只听到若干片段，仿佛他们说的话有一半被长房子里的某种声流卷走了，或者被一些随意设置的屏障拦掉了）很有挑战意味，而且挺生硬，说什么被人叫洛佩兹·洛博是不可原谅的，被人叫贝拉诺是不可原谅的，但我可能记错了，意思可能压根不是这样。后来他们又谈起别的事儿来：提到城市的名字、女人的名字、书的名字。贝拉诺说：我们都害怕失败。然后他就不说话了，这时我意识到洛佩兹·洛博几乎什么也没说，而贝拉诺说得太多了。我刹那间以为他们就要睡着了，我也装出睡了的样子。这时我全身的骨头都开始疼起来。白昼汹涌而至。这时我又听到了他们的说话声。

刚开始我什么也听不明白，也许是因为换了个姿势或者他们的声音太轻了。我翻了下身子。他们中一个人在抽烟。我又听出了贝拉诺的声音。他说他到非洲后也想寻死。他讲了安哥拉和卢旺达的故事，那些我已经知道了，那些故事这儿的人多少都知道。后来洛佩兹·洛博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他问（我听得清清楚楚）当时为什么想死。我没有听清贝拉诺的回答，但能猜得出，没有多少新意，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知道了。他有些迷茫，他想死，就这样。后来我又听到贝拉诺笑了，我想像他在笑自己的迷茫，自己的巨大失败，在笑自己和别的什么，嘲笑那些我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洛佩兹·洛博没有笑。我想他说了：噢，看在上帝的分上之类的话。接着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后来，我说不上过了多久，我听到洛佩兹·洛博的声音，可能是在问时间。现在几点了？我旁边有人动起来。有人在睡梦中焦躁不安地动弹着，洛佩兹·洛博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什么话，好像又在问时间，但这次我敢肯定他在问别的事。

贝拉诺说现在是早晨四点。这时我无奈地认了，自己是睡不着了。后来洛佩兹·洛博开始说话了，他的演说一直持续到天亮，偶尔被我听不清的贝拉诺的问询所打断。

他说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妻子，跟贝拉诺一样，跟所有的人一样，有一幢房子和一些书。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也许是在谈论幸福。他提到街道、地铁站、电话号码。好像他一直在找什么人。后来又是沉默。有人咳嗽。洛佩兹·洛博又重复了一遍说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过着一种总体上还算满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话。1970年代反抗佛朗哥的行动主义和青春，那个年代不缺性，不缺友谊。他成为摄影师纯属偶然。他不把自己的声名或者特权或者别的任何东西看得多么重要。他结了婚后才开始恋爱。他的生活是那种通常被描述成幸福的生活。一天，他和妻子无意中发现大儿子生病了。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洛佩兹·洛博说。他病得很重，是一种热病，当然，洛佩兹·洛博觉得孩子可能是从他身上感染的。而且，做过有关的化验后，医生没有从洛佩兹·洛博的血液中查出这种病的丝毫踪迹。有一度，洛佩兹·洛博在孩子有限的交往圈中寻找这种病的携带者，同样一无所获。最后，他开始举止失常。

他和妻子变卖了马德里的房子去美国生活，带着生病的孩子和健康的孩子。那个男孩的住院费相当昂贵，治疗过程很漫长，洛佩兹·洛博只好又回去工作，妻子陪着孩子，他干些自由职业的活儿。他去过很多地方，他说，但最后总要回到纽约。有时孩子的情况好一些，好像快要战胜疾病了，有时又毫无起色甚至继续恶化。有时洛佩兹·洛博坐在生病孩子房间的一把椅子里，梦到两个儿子，看到他们的脸挨在一起微笑着，显得那么无助，后来，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他，洛佩兹·洛博，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妻子在西81大街租了套公寓，那个健康孩子上了附近一所学校。一天，他在巴黎等去某个阿拉伯国家的签证时接到电话说那个生病孩子的情况恶化了。他放下手头的事情，立刻搭上第一班去纽约的飞机。到医院后一切似乎淹没在某种邪恶的正常中，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三天后孩子死了。他亲自处理了火化后事，因为妻子彻底崩溃了。直到此刻，洛佩兹·洛博的描述还是不太清楚。后来只听到单个的句子和一个又一个场景。我试图把它们串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