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9/141页）

两天后，我离开了利比里亚，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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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斯托·加西亚·格拉哈莱斯，帕楚卡大学，帕楚卡，墨西哥，1996年12月。

先生，我可以万分谦卑地说，我是墨西哥研究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惟一的专家，如果再夸张点，在世界范围也属独一无二。老天惠顾，我打算出一本有关他们的著作。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告诉我，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出这本著作。当然，雷耶斯·阿雷瓦洛教授从未听说过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们。说心里话，他更喜欢出一本关于墨西哥现代主义者的专著或者帕楚卡杰出诗人曼努埃尔·佩雷斯·加拉维托作品的注释本。可是经过坚定不移的努力，我设法说服他，研究我们现代诗歌中某些最极端的流派没什么错。其间，我将把帕楚卡带到21世纪的门口。没错，你可以说我是最早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绝对的权威，但还不能完全这么讲。我可能是惟一关注这个领域的人。几乎没有人还想得起本能现实主义者们了。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失踪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但有些人还活着。比如哈辛托·雷克纳，现在是电影评论家，负责帕楚卡电影协会。他是这个群体中第一个引起我兴趣的人。玛丽亚·芬特目前生活在墨西哥城。她一直未婚。她还经常写，但从不发表。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死了。郝琪特·加西亚在墨西哥城的某些报章杂志和星期日副刊工作。我想她已经不写诗了。拉斐尔·巴里奥斯已在美国失踪。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安格丽卡·芬特最近出版了她的第二本诗集，只有三十页，这本书不错，版型优美。卢西欧斯·思肯已经死了。潘乔·罗德里格斯已死。艾玛·门德斯自杀了。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搞政治去了。我听说费里佩·穆勒还在巴塞罗那，结了婚，有一个孩子。他好像过得挺幸福。这里的兄弟们经常发表他写的诗。乌里塞斯·利马还住在墨西哥城。上次休假我还去看过他。他可是一个真正的奇迹。说实话，起初我甚至有些害怕。我跟他在一起的所有时间里，他都喊我教授。可是，伙计，我对他说，我比你还年轻啊，你干吗不直呼我的名字呢？不管你说什么，他回答时都言必称教授。真特别。阿图罗·贝拉诺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没有，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贝拉诺。没错，见到过几个。我从未见过穆勒、潘乔·罗德里格斯、卢西欧斯·思肯。也没见过拉斐尔·巴里奥斯。胡安·加西亚·马德罗？没有，这个名字一点都不熟悉。他从来就不属于这个团伙。我当然确信。伙计，如果我是以这个课题的权威专家的身份这样对你讲，那是因为本来就应该这样讲。他们全都那么年轻。我有他们出的杂志，他们的小册子，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资料。有个十七岁的孩子，但他不叫加西亚·马德罗。让我看看……他的名字叫布斯塔曼特。他只在一本墨西哥城发行的小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诗，那份杂志的第一期印了不到二十份，也就只出了这一期。而且他也不是墨西哥人，是智利人，跟贝拉诺和穆勒一样，是移民的儿子。没有，据我所知，这位布斯塔曼特再没有写过诗。但他属于这一伙。墨西哥城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没错，因为1920年代还出现过另外一个本能现实主义组织。北方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你不知道这个？噢，他们存在过。不过说来已经没有资料可研究了。不，这不是巧合。更像是一种致敬。一种姿态。一种回应。谁知道。总之，这里迷宫重重，我希望自己不要迷失其中了。我限定自己只研究手里现有的素材，让读者和学者自己去下结论。我想我的这本小书会表现不俗。最不济，我将把帕楚卡领进摩登时代。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小伙子们，除了我，大家都忘了她，我说。现在，我们都老了，成了明日的黄花，也许现在还有人想起她，可那时大家都忘了她，后来他们也开始忘了自己，当你忘了朋友的时候，也就开始忘了自己。我是例外。也许这只是我现在的感觉。我还收藏着她的杂志，她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也许我的生活适合如此。跟许多墨西哥人一样，我也放弃了诗歌。跟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一样，当那一时刻来临时，我也不再写作、不再读诗。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就沿着你能想像得出的最枯燥乏味的道路行进。我什么都干过，我干过我能干的一切。一天，我发现自己在圣托·多明戈广场的拱廊下开始干起写信、草拟不可理喻的文书的工作来了。这是一份跟其他活儿没什么两样的工作，至少不比我干过的其他工作差，可是不久我便发觉自己可能会永远在那儿干下去，离不开打字机、钢笔、白纸。这是一份不赖的工作。有时我甚至会发笑。我什么都写，从情书到申请、诉讼书、财产申明、绝望者寄给国家监狱的申请什么都有。这让我有时间与同事们交流，那些跟我一样顽强的书写员（我们是一种濒危物种），同时也有工夫阅读我们文坛的最新奇作。墨西哥诗歌已毫无希望：有一天我看到我们最有文化修养的一位诗人认为“pensil .orido”是一种彩色铅笔，不是花园，或者布满各种鲜花的场所，甚至是一片绿洲。“Pensil”还有垂挂、悬挂、垂吊的意思。你们明白了吗，小伙子们，我说，你们明白了吗，或者我说到点子上了吗？两个小伙子面面相觑说，是的。但他们可能不是说“明白了”。后来我再没听到过塞萨雷亚的消息。一天，在一家酒吧，我跟一个来自索诺拉的老人成了朋友。这个老人很熟悉埃莫西约、卡纳内、诺加莱斯，我问他是否听说过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他说没有。我忘了对他说了什么，但他感觉我在谈论我的妻子、妹妹或者女儿。他这样说时，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塞萨雷亚。现在，小伙子们，你们对我讲了马普莱斯·阿尔塞说她的那些话。或许是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说的，这都无关紧要。是谁给了你们我的地址？我问。李斯特或者阿克莱斯或许曼努埃尔，这都无关紧要。两个小伙子望着我，他们可能并没有看着我。天马上就要亮了，大街上传来的喧嚣开始进入公寓，这时我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沙发上睡着了，但还直着脊背，好像仍然醒着，另一个已经在翻阅塞萨雷亚的杂志，不过那样子也好像快要睡着了。这时我说，小伙子们，好像新的一天来了，好像太阳升起了。睡着的那位张着大嘴说是啊，阿马德奥。醒着的那位没有理我，还在翻着杂志，嘴角半带微笑，好像在憧憬着一个刚刚离去的女孩，眼睛还扫描着墨西哥现存的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惟一的那首诗。因为疲惫和酒精的缘故，我的脑子有点眩晕，我忽然想到是醒着的那位在说话。我说：你会表演口技吗，小伙子？正睡觉的那个说不会，阿马德奥，或许他说的是“错了”，阿马德奥，或者说了“不”，或者“才怪”、“不啊！”，或许他说“不会先生”，或者不大可能，或者没有机会，或许他就说不是。醒着的那个看着我，手里抓着杂志，好像担心什么人会把它从自己手上拿走，他不看我了，继续读杂志，这时，我想塞萨雷亚·蒂纳赫罗那本破烂杂志里好像真有什么可读的。我放低目光点点头。别不好意思了，阿马德奥，其中一个说。我不想看着他们。可我却看了。我看着这两个小伙子，一个醒着，另一个睡着，睡着的那个说别担心，阿马德奥，我们会替你找着塞萨雷亚的，哪怕要翻开北方的每一块石头。我使劲睁大眼睛盯着他们说：我不担心，小伙子们，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着的那个说：这不麻烦，阿马德奥，这是一种快乐。我坚持说：别因为我而去这样做。睡觉的那个笑了或者喉咙里发出某种可能是笑声的声音，一种咕哝声，一个扑哧声，或许他快要被窒息了，他说：我们不是为你而做，阿马德奥，我们是为墨西哥、为拉丁美洲、为第三世界、为我们的女朋友而做，因为我们想做。他们在开玩笑吧？不是开玩笑？这时睡觉的那位开始奇怪地呼吸起来，好像在用自己的骨头呼吸，他说，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我们马上就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的作品。这时我感觉打了个冷战，我看着醒着的那位，他还在研究塞萨雷亚·蒂纳赫罗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惟一的一首诗，我对他说：我想你的朋友可能有什么不对劲了。正在读杂志的这位抬起眼睛看着我，好像我在一扇窗户后面，或者他在一扇窗户的另一边，他说：别紧张，没事。该死的神经质的小伙子们！好像谁在睡梦中呓语没什么了不起！好像谁在睡梦中发誓也没关系！这时我又望着前屋的墙壁、我的书、我的照片、天花板上的污迹，然后又望着他们，我好像是透过一扇窗户看他们的，其中一个睁着眼，另外一个闭着眼，但两人都看着什么，在看着外面？在看着里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的脸色变得苍白起来，好像到了北极，我把这话对他们讲了，睡着的那个很响地喘息着说：更像北极降到了墨西哥城，阿马德奥，他这样说，我问：小伙子们，你们觉得冷吗？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或者实在的问题，因为如果回答是，我就立马去给他们煮咖啡，但归根结底这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问题，如果他们冷了，就会躲开窗户，我又说：小伙子们，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这样做值得吗？睡觉的那个说“西蒙奈尔”。我站起来（我全身的骨头都咔嗒咔嗒地响动着）走到餐室桌子旁边的窗户前，打开它，接着，我又走到该去的地方，准确地说，走到前屋的窗户那儿，打开它，然后又慢吞吞地走到开关前，把灯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