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5/141页）

有时，他难免会给我一册本能现实主义者出版的杂志。我从未看到上面有他发表的诗。其实，我忽然想到跟萨尔科谈他的诗时，我只有两首卢西欧斯·思肯写的诗，都没有发表过。其中一首是对金斯堡一首拙劣的诗的拙劣模仿。另一首是多里都不会欣赏的散文诗，这是一首奇怪的诗，他隐隐约约谈到旅馆、吵架。我觉得那灵感是从我这儿来的。

去见萨尔科的前一天晚上我几乎失眠了。我就像墨西哥的朱丽叶，陷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之间肮脏的争斗中。我跟卢西欧斯·思肯之间的关系还处于秘密状态，至少在我认为情况还处于可控范围这个意义上。我不是说朋友圈中没人知道我的同性恋倾向，对此我保持沉默而不是藏着掖着。他们只是不知道我跟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纠缠在一起（虽然卢西欧斯·思肯不是别人所认为的那种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阿尔韦托·莫尔是怎么得知我在推荐思肯上这本选集的呢？佩平·莫拉多会怎么说？阿多尔费托·奥尔莫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呢？如此冷静，如此尖酸，如此洞察一切的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本人，他看不出我的建议泄露了什么吗？

所以，当我去找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把两首我像珍稀宝贝般藏着的诗交给他过目时，我心里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各种诘难。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萨尔科不是傻瓜，他立刻意识到我推荐的人来自他们所谓的错误阵营。所幸（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上帝），他没有把思肯与本能现实主义者联系起来。

我为思肯的散文诗苦苦争取机会。我提出，从收入的已发表作品诗人的数量而言，这本选集说不上有选择性，对他来说是否收进我朋友写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这位选家不肯就范。他打算收入二百多名年轻诗人，绝大多数人仅以一首诗来代表，可就是不选思肯。

我们讨论过程中，他问了我被推荐者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说，这时我已精疲力竭而且羞愧难当。

我再次见到思肯时，在某个没有底气的时刻，我说想把他的一首诗收进萨尔科编的即将出版的一本选集的努力失败了。他那样看着我，我看到了某种类似感动的东西。他问我潘乔和莫克特苏马·罗德里格斯收进萨尔科的选集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想没有吧。哈辛托·雷克纳和拉斐尔·巴里奥斯呢？他们也没有，我说。玛丽亚和安格丽卡·芬特呢？没有。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呢？我摇摇头，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听着不怎么熟悉。乌里塞斯·利马呢？我定定地望着他深黑的眼睛说，没有。如果我也没有收进去那更好，他说。

安格丽卡·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9年4月。

1977年底，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住进医院，为了做一个脑动脉瘤手术，需要在头盖骨上钻个孔。一个星期后，他们又重新做了一遍，显然把什么东西落在大脑里了。医生们对第二次手术不抱太大希望。如果他们不做这个手术，他就会死掉，如果做了，他还是会死掉，但成功的几率会稍好些。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是惟一自始至终陪着他的人。主要是我和他母亲，但他母亲已经无关紧要，每天上医院已经把她变成个隐形女人了：无论什么时候来，她都那么安静，即便她真的走进房间，坐在床边，好像从来不曾跨过门槛，或者从来没有完成过对门槛的跨越，那个被固定在过道白色入口的微小轮廓。

我姐姐玛丽亚也来过几次。还有胡安尼托·达费拉，又名约翰尼，埃内斯托最后的爱人。其他来看望的都是些兄弟姐妹，姑姑姨妈，我不认识的人，他们跟我朋友的联系只是些最微弱的家族纽带。

没有任何作家或者诗人以及前恋人来过。

第二次手术持续了五个多小时。我在等候室里睡着了，梦见劳拉·达米安。劳拉来看埃内斯托，后来我们俩又去桉树林散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东西，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桉树林，可是我梦中的这片森林却可怕极了。叶子银光闪闪，擦到我的胳膊时便留下黑糊糊、黏糊糊的印迹。大地很柔软，像松林中铺着针叶的地面，尽管我梦中出现的是一片桉树林。所有的树干毫无例外都腐朽了，而且臭不可闻。

我在等候室里醒来时周围空无一人，我开始哭起来。埃内斯托·桑·埃皮法尼奥怎么就这样孤独地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医院里孤独地死去呢？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等着某人来通知我他在一场可怕的手术中已经死去或者幸存下来呢？哭完后我想自己又睡着了。醒来时埃内斯托的母亲在我旁边喃喃地说着我不明白的什么话。过了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在祈祷。后来一个护士进来说一切进展顺利。她说手术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