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46/141页）

几天后埃内斯托就出院回家了。我从未去过他家，我们都是在我家里或者其他朋友家里见面。但从那时起我开始上他家里去看他。

最初几天他甚至都不说话。他望着周围，只是眨眼睛，却不说话。他好像什么也不想听。但医生建议我们跟他讲讲话，对他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第一天，我在他的书柜里找了本我很有把握地认为他会喜欢的书，大声朗读给他听。这本书是瓦雷里的《海边墓园》，看不出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认出了这本书。我读的时候他就盯着天花板、墙壁或者我的脸，他真正的神儿并不在这上头。我给他读萨尔瓦多·诺沃的诗集时，他的反应也是这样。他母亲走进房间抚摸着我的肩膀。别太辛苦了，姑娘，她说。

不过，他慢慢地开始能辨认声音和人形了。—天他认出了我。安格丽卡，他说，然后微笑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恐怖、凄惨、古怪的笑容。我哭了。可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在哭，还一个劲儿地保持着微笑。他像一具尸体。头发还遮掩不住手术后的伤口，头发长出来的速度慢得让人发疯。

不久他又能说话了。他的声音调门很高却很尖细，像笛子的声音。这声音逐渐硬朗了一些，但还是很尖细。无论如何，这不是埃内斯托的声音，他的声音我很熟悉。这声音就像一个弱智少年的声音，一个垂死的无知少年的声音。他的词汇很有限。对他来说，想出什么词语来表达什么东西已经很吃力。

一天下午，我上他家去，他母亲让我进了屋，带我到她房间，氛围如此激动，我起先还以为朋友的情况恶化了。事实上这是母性开心的激动。他好了，她告诉我。我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我想她是说埃内斯托的声音或者说他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他是怎么好的？我说，试图让她放开我的胳膊。她解释了半天，但最后却直截了当说了。埃内斯托再也不是同性恋了，姑娘，她说。埃内斯托不是什么了？我问。这时他父亲走进来，问我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说儿子的同性恋终于治愈了。他不是用这几个词说的，我不想回答，同时什么也不想问，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走出那间可怕的屋子。但是，在我走进埃内斯托的房间之前，还听到他母亲说：每朵云都有一道银色的边带。

当然，埃内斯托依然是同性恋，虽然有时候他弄不太清这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性已经显得十分生疏了，他知道这东西让人舒服，令人激动，但已经很生疏了。一天，胡安尼托·达费拉打电话给我说他就要去北方工作了，让我替他跟埃内斯托道个别，因为他不忍心。从此埃内斯托的生活中就再也没有情人了。他的声音有些改变，但不是很大：他不能说话，只会哭泣或者呻吟，他哭叫的时候，除了母亲和我，所有的人——包括他父亲和无数前来礼节性探访的邻居们——都会躲掉，这是一种最终的解脱，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埃内斯托故意号叫，想彻底驱除那种可怕的彬彬有礼。

过了几个月，我探访他的节奏拉得稍微长些了。刚出院的那段时间，我天天去看他，等他开始能说话和在客厅里走动时就去得少了。但我还是每天晚上给他打电话，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疯狂地聊过几次。有时就我一个劲儿地说着，讲着故事，那些真实的故事，但都是浮光掠影，都是我当时所知道的墨西哥城的老套的生活故事，（这也是忘却我们生活在墨西哥的一种办法），比如聚会、我睡过的男人，有时全由他来讲，给我读些他当天从报上剪下的报道（这是他最近培养的一项爱好，也许是治疗专家建议的，谁知道呢），告诉我他吃了什么，谁又来探访了，母亲讲了什么，这个他一般留在谈话的最后说。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伊斯梅尔·温贝托·萨尔科选了一首他的诗收进刚出版的选集了，哪首诗？他用小鸟般的声音问，那声音像吉列刀片般割着我的心脏。那本书就在我手边。我告诉他。我写过那首诗吗？他说。我一怔，以为他在开玩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听上去比平常更深沉。他的玩笑还是跟从前一样，天真无邪，几乎跟他说的别的话没有区别。可他不是在开玩笑。那个星期我挤时间去看他。一个朋友，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开车送我去他家，但自己并不进去。在这儿等我，我说，这个小区挺危险的，要不等我们回来时恐怕就找不到车了。他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说什么。那时，我已经在自己打进的圈子里树立起古怪的良好声名。恰巧，我还说对了：最近埃内斯托住的这个小区在走下坡路。好像他手术的副作用在街上显现出来了，在没有工作的人群中显现出来了，机灵的小偷们晚上七点出来坐在太阳下，像僵尸般（或者像没有带信或者带着一封无法破译的信的使者般）自觉地准备好消磨掉又一个墨西哥城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