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6/141页）

那星期我们把电视和我母亲的闹钟给典当了。我们在纽鲍路走进地铁，沿着斯特凡思普拉茨广场步行了一段，最后在沃加坦或者多瑙河岛站出来。我们经常花好几个小时望着那条河。河流的表面。有时我们看到河上漂着纸盒。我的记忆回到可怕的过去。有时我们在普拉特斯坦下车，在车站附近溜达会儿。我们跟着人流行走。我不会下手。这样太危险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值得冒这个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有时我们一连几天不出门。我开始做俯卧撑：十、二十、三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在睡袋里动也不动，手握一本书。但大多数时候我都在观望窗外的风景，灰色的天空。有时我很想念以色列。一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画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我：你在以色列都干吗了，海米托？我告诉了他。研究，研究。“研究”这个词跟我画的屋子和大象并列在一起。你都干什么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什么也没干，他说。

雨停后我们又开始外出活动。我们在市立公园站盯上一个人，开始跟踪他。到了约翰尼斯街，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抓住他的胳膊，这人正要看是谁抓住他时，我朝他脖子后面砸了一拳。有时我们走进离家很近的纽鲍邮局，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去寄信。回家的路上，经过伦勃朗戏院，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会花上五分钟时间凝视一番。有时我把他撇在剧院前的一家酒吧，去打个电话。答复照旧！他们还是不给我应得的那笔钱！回去时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还在那里望着剧院。我长舒一口气，然后我们回家吃饭。有一次我们碰到我的三个朋友。我们沿着河岸大道向朱利斯·拉布广场方向走去。忽然，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了。他们好像一直隐藏着，直到那一刻才现身。追踪者，打手。他们向我打招呼。他们叫着我的名字。其中一个走到我面前。那是冈瑟尔，最壮实的那个。另一个走到我的左边。还有一个走在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的右边。我们没法走路了，我们可以转身就跑，但却无法向前移动。好久不见了，海米托，冈瑟尔说。好久不见了，海米托，他们齐声说。不！我们来不及了。可我们无处可逃。

我们漫步。我们行走。我们要去见朱利斯警官。他们问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懂不懂德语。他知不知道那个秘密。不懂德语，我说，他不知道任何秘密。可是他很聪明，他们说。他不聪明，我说，他人挺好，他只知道睡觉、读书，他从不锻炼身体。我们想离开。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很忙！我说。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望着他们点点头。现在我像尊雕像般站在那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打量着朱利斯的房间，走来走去四处打量着一切。他就是不想一动不动待着。屋里有很多画。冈瑟尔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很忙，我们要走了！我说。这时冈瑟尔抓住乌里塞斯的肩膀，说你怎么像只螃蟹般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别这样！朱利斯说：老鼠紧张了。我的好朋友走开了，冈瑟尔取出他的铜链子。别碰他，我说，我在一周内就会拿到我继承的钱。冈瑟尔把他的铜链子收回口袋，把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推到一个角落。后来我们谈起宣传来。他们给我看了一些文件和照片。我也在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站在后排。这是我，我说，这是张老照片了。他们又给我看了几幅新照片，新的文件。那是一幅森林的照片，林中有幢小屋，一道平缓的斜坡。我知道这个地方，我说。当然，你知道，海米托，朱利斯说。然后我们又聊了很多，看了更多的文件、更多的照片。都是些老东西！沉默，狡猾。我什么也不说。后来我们就走了，步行回家。冈瑟尔和彼得跟我们同行了一会儿。但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始终沉默不语。狡猾。我们走啊走。冈瑟尔和彼得去乘地铁，我和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继续走啊走。不说一句话。回家前我们走进一家教堂。柏格街上的那座乌尔里奇克尔教堂。我走进一家教堂，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跟在我后面，一直监视着我！

我想做个祷告。我试着不想那些照片。那天晚上我们吃了面包，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问到我的父亲，我的朋友，我的旅行。第二天，我们没有出去。但是第三天我们又出去了，因为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得去邮局，我们一出去就决定不回家了，而是去散步。你紧张了吗，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不，不紧张，我说。那你干吗老回头看呢？你为什么左顾右盼呢？保持警惕永远没有坏处，我说。我们又身无分文。我们在艾斯特哈兹公园盯上一个老人。他正在喂鸽子，但鸽子不理睬他的面包屑。我走到这人的身后朝他脑袋给了一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搜了他的衣袋，没有找到一毛钱，只有几枚硬币、面包屑和一个钱夹。钱夹里有一张照片。这个老人像是我父亲，我说。我们把钱夹扔进一个邮筒里。后来，我们两天没有出门，最后家里只剩面包屑了。于是我们决定去拜访朱利斯警官。我们约他出来。我们走进法沃里坦街上的一家酒吧，听他说话。我望着桌子、桌面和洒在上面的可乐。乌里塞斯跟朱利斯警官讲着英语，告诉他墨西哥的金字塔比埃及的多，比埃及的大。我从桌上抬起眼睛时，看到冈瑟尔和彼得在门口附近。我挤挤眼，他们就走了。可是半个小时后他们又来到这我们这一桌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