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58/141页）

我们每天都要去邮局。我们散步走到艾斯特哈兹广场或者斯蒂弗茨卡瑟内为止。有时我的朋友们会跟在我们后面。但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一天晚上，我们在舒德克街盯上一个男子，然后跟上他。他走进公园。这是一个老人，穿得衣冠楚楚。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走到他旁边。我朝他脖颈后砸了一拳。我们搜了他的衣兜。那天晚上我们在离家不远的一个酒吧里吃了饭。后来我出去打了个电话。我的遗产，我的钱，我说，电话那头有人说，没有，没有，没有。这时一个警察过来，把我们带到班德街站。他们去掉我们的手铐开始审讯。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们带我去牢房，乌里塞斯不在那儿。第二天我的律师来了。我说，律师先生，你就像一尊遗弃在森林里的塑像，他笑了。他停住笑后说：从现在开始不能再开玩笑了，海米托。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在哪儿？我说。你的同犯被捕了，海米托，我的律师说。他一个人吗？我问。当然，律师说，这时我不再颤抖了。如果我的朋友乌里塞斯是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有事。

那天晚上我梦见一块黄颜色的石头和一块黑颜色的石头。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了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们散了会儿步。他问我怎么样。我说挺好，经常锻炼，做俯卧撑、起蹲。我在预演如何对付敌人。别预演了。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他说，他们对我还不错，吃得也好，我说。后来他们又审我了。问题一个又一个。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海米托，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他们说。我就讲了犹太人在比尔舍巴制造原子弹的事，讲了只在夜间才出来活动的蝎子。他们说要给我看些照片，我看了照片后说：他们都死了。这全是死人的照片！我再也不能跟他们说话了。那天晚上我在走廊看到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我的律师说：你不会有坏事的，海米托，不可能有坏事的，这是法律，你会到乡下去生活。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呢？我问。他可能要在这里多待段时间。直到他的问题解决了为止。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一块白石头和比尔舍巴的天空，迷离得像水晶球。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看见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院子覆盖着一层绿色薄膜，但我们都没有在意。我们都穿着新衣服。我们可能是兄弟。他说：一切都搞清楚了，海米托，你父亲就要起诉你。你呢？我说。我要回法国，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说。那个奥地利警察会给我买一张到边境的票。你什么时候还回来？我问。那得等到1984年以后了。他说。老大哥之年［37］。可是我们都没有兄弟，我说。看来不一定了，他说。那魔鬼的唾沫是绿色的吗？我忽然问。可能吧，海米托，他说，但我猜可能是无色的。后来他坐在地上，我开始锻炼身体。我又是跑步又是做俯卧撑，做起蹲。我做完练习后，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已经站起来跟另一个犯人交谈了。刹那间我觉得我们像是在比尔舍巴，阴沉的天空完全像犹太工程师制造的魔术。可是接着我开始抽起自己的脸来，自言自语说不对，我们这是在维也纳，我的好朋友乌里塞斯明天就要走了，他可能很长时间不回来，也许我很快就会见到父亲。我回到乌里塞斯身边时另外那个犯人已经走了。我们聊了会儿。他们过来要提他走，他说，多保重，保持好体型，海米托。再见，我说。此后我再没见过他。

玛丽亚·芬特，莫特斯大街，革命纪念碑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2月。

乌里塞斯回到墨西哥城时，我正好刚搬到这里。我喜欢上一个在高中教数学的家伙。最初我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困难极了，因为他是结了婚的人，我想他绝对不会抛下妻子，可是有一天，他给我家打来电话，让我找个地方同居，他实在对妻子不堪忍受，他们快要分居了。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他说妻子经常拿孩子来要挟。这次谈话并不让人特别踏实——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次日早晨我还真开始寻地方了，我们两个能住的地方，哪怕只是临时。

当然，钱是个问题。他有工资，但得交孩子们住的那幢房子的租金，而且每个月要付抚养、教育等各种费用。我也没有工作，所能指望的那点钱是一个姨妈提供的学习舞蹈和绘画的津贴，我还得厉行节约，还得向母亲借，什么都不能买太贵了。三天后，郝奇特尔告诉我，她和雷克纳住的那家旅馆有间空房。我立刻就搬进去了。

房子挺大的，带一个卫生间和厨房，就在郝奇特尔和雷克纳住的房间的正上方。

当天晚上数学老师就来看我了，我们做爱到天亮。可是，第二天，他就再没有现身，我甚至试着给学校打了几次电话，也找不到他。两天后我又看到他了，我接受了他所给的一切解释。我在莫特斯大街最初一两周的新生活大致就是这样。数学老师每隔四天左右来一趟，我们一起待到天亮，然后开始新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就又没影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