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4/141页）

我不知道最初那几天他干吗来着。我只知道他没有参加任何一场朗诵会、聚会或者圆桌讨论会，我不时地想起他，他妈的，想到他缺席了很多场合。如大伙所说，历史的创造过程就像一场没有尽头的聚会。埃内斯托·卡尔德纳尔在文化部接见我们的那天，我记得去酒店房间找利马，可他不在屋里，前台的人告诉我，他已经好几个晚上没有回来了。你能怎么样呢，我心里对自己说，他一定是去外面纵情畅饮了，或者跟尼加拉瓜的什么朋友在一起，谁知道呢，我很忙，得管理整个墨西哥代表团，不能整天去找乌里塞斯·利马，让他参加这次活动，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索性不管他了，日子就这样过去，如巴列霍所说，我记得，一天下午，阿拉莫找到我说，蒙特罗，你那朋友他妈的上哪儿去了？我很久没见到他了。这时我心想：该死，真是的，不是吗？乌里塞斯失踪了。坦率地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各种可怕和不那么可怕的可能性的组合，发出沉闷的砰的一声忽然在我面前排列出来。我想：他一定在什么地方，尽管不能说我一秒钟后就彻底忘了他，你可能会觉得我在搪塞这个问题。可阿拉莫却绝不搪塞，那天晚上，在尼加拉瓜与墨西哥诗人同行举办的一次晚餐会上，他又问我那该死的乌里塞斯·利马上哪儿去了。好像还嫌事情不够糟，卡尔德纳尔的一个他妈的同事曾在墨西哥学习过，认识乌里塞斯，他听说乌里塞斯也在代表团里，坚持要见他，想跟这位本能现实主义之父寒暄一番，他说。他又矮又黑，是一秃顶的尼加拉瓜小矮个儿，我看着他挺面熟，也许几年前我在贝拉斯美术馆组织过他的一场朗诵会，我忘了，我感觉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主要是他提到本能现实主义之父的那种口吻，好像在调侃乌里塞斯，当着这些墨西哥诗人的面笑得很开心，我得说，诗人们都大笑起来，好像听了一个笑话，连阿拉莫都笑了，半是好玩，半是想附和他人，与尼加拉瓜的人不同，他主要是因为其他人都在笑而笑，或者觉得有必要笑。各种可能性都有，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终于摆脱所有那些烦人的杂种时已经过了午夜，第二天我得把所有的人圈起来送回墨西哥城，说实话我忽然感觉很累，有些恶心，几乎快要吐了，但还不至于，我决定在饭店的酒吧来点夜饮，在那里喝酒的人要文雅得多，不像马那瓜其他地方，上的东西简直就是毒药，我不知道桑地诺解放阵线［41］的人还在等什么不去处理这些事情。在饭店酒吧，我碰到了潘克拉希奥·蒙特苏尔先生，他是随同墨西哥代表一起来的，不过是危地马拉人，另外，没有危地马拉代表团，再说他已经在墨西哥生活了至少三十年。潘克拉希奥看见我在酗酒，起先一言不发，后来靠过来说，蒙特罗，我的孩子，你今晚看上去有些愁眉苦脸，跟哪个女孩出什么麻烦了吗？他问。我说，要是那样就好了，潘克拉希奥先生，我就是太累了，无论怎么说这个回答都很蹩脚，因为劳累要比因为女孩子的事而憔悴好得多，但我就是这么说的，潘克拉希奥大概注意到出什么事儿了，因为我说话比平常语无伦次，他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被他如此敏捷惊呆了——穿过我们之间的空地，来了个优雅的跳跃，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那究竟出什么事儿了？他问。我把代表团一个成员弄丢了，我说。潘克拉希奥望着我，好像我的话很不好理解，然后又要了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我们两个默默地在那里坐了会儿，喝着酒，望着窗外黑洞洞的天地，那是马那瓜城，说实话，这是最容易让人迷失的城市，我是说，这个城市恐怕只有邮差可能不会迷路，其实墨西哥代表团已经迷过好多回路了，我发誓。我想，这么长时间来我第一次感觉舒服起来。几分钟后，出现了一个小孩，一个实在瘦骨嶙峋的孩子，他径直走向潘克拉希奥索要签名。他手里有本默蒂斯出版的潘克拉希奥的书，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我听到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走了。潘克拉希奥用一种阴森恐怖的声音提到他的大批崇拜者。然后又说到一批剽窃他作品的人。最后，又说到成群的批评家们。他还提到加科莫·莫雷诺—里斯奥，那个墨西哥的威尼斯人，他显然不是我们团的成员，但潘克拉希奥说出他的名字时，我感觉自己简直太傻了，莫雷诺就在这里，他刚走进酒吧，这完全不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代表团有各种不足，却是清一色的左派，而谁都知道莫雷诺是帕斯的追随者。潘克拉希奥提到或者暗示，莫雷诺在煞费苦心地偷偷模仿他，潘克拉希奥。可是，莫雷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既高尚又暴力的声音，属于那种典型的困在美洲的欧洲人，为了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去，被迫做些逞强的虚假姿态。因此，潘克拉希奥的散文，我的散文，潘克拉希奥说，是雷耶斯法定传人的散文，如果他这么说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与莫雷诺这个冰冷的仿冒品为敌。潘克拉希奥又说：那么，你把哪位作家弄丢了？他的声音吓了我一跳。一个叫乌里塞斯·利马的，我说，感觉自己的皮肤开始起鸡皮疙瘩。噢，潘克拉希奥说。丢了多久了？不知道，我说，也许从第一天起就没了，潘克拉希奥又不说话了。他向值班经理打了个手势，又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毕竟，教育部买单。不，不会是第一天，潘克拉希奥说，他是那种很安静的人，但又是个敏锐的观察家。在这儿住下后第一天我在饭店见过他，第二天也看见过，说明那时他还没有离开饭店，不过说真的，我想不起还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他。他是诗人吗？当然，他肯定是了，他不等我回答就自己说了。你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第二天吗？我问。第二天晚上，潘克拉希奥说。没错，是最后一次。现在我该怎么办啊？我说。不必粉饰，潘克拉希奥说，所有的诗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失踪的。向警察报告说他失踪了。桑地诺解放阵线的警察，他指点得很具体。可我没那个胆量报警。不管桑地诺还是索摩查，警察毕竟是警察，而且不管因为酒精还是窗外的夜晚，我都没有勇气让乌里塞斯那样颜面扫地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