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3/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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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蒙特罗，在马拉·森达酒吧喝啤酒，彭萨多尔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2年5月。

有这么一个免费的机会，我心想，干吗不把咱的哥们儿乌里塞斯·利马放进尼加拉瓜访问团里呢？出访活动将在1月份成行，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新的一年也还不赖。另外，我听说利马状态不佳，我想，去这个革命国度来一次小小的户外旅行会让人的精神振作起来。所以我没有咨询任何人就把有关证件办妥了，把乌里塞斯送上去马那瓜的飞机。当然，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自找死路。如果我早知道的话，绝不会让乌里塞斯·利马离开墨西哥城，可有时我就喜欢那样，很冲动，最终该来的东西还是会来，我们是命运手中的木偶，不是吗？

总之，我就这样把乌里塞斯·利马弄上了飞机，在起飞前，我心里甚至掠过一丝念头，预感到这次小小旅行前方的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我的老板，诗人阿拉莫，是墨西哥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看到乌里塞斯后脸色顿时很难看，把我叫到一边。那个白痴干吗在这里呢，蒙特罗？他问。他跟我们一起去马那瓜啊，我回答。我还是别复述阿拉莫后面说的话了，因为我实在不是个坏人。可我又想：你要是不愿带他出来，你这个懒惰的杂种，干吗不亲自过目一下邀请书呢？你干吗不辛苦点给每个应该来的人打打电话呢？阿拉莫本人还邀请了自己最好的哥们儿呢，所谓的农民诗人帮。后来，他私自邀请了他喜欢的那些马屁精们，还有那些重量级人物，或者说文学界的名人，全是他们各自墨西哥文学流派地方上的拥护者，但是，历来如此，这个国家谁也没有精英感，两三个恶心鬼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行程，我就是拿来垫补缺额的人之一，或者像聂鲁达说的那样“把缺席的补上”。这时我就想起了利马。我从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那儿听说他回墨西哥了，而且日子不太好过，我恰好属于那种只要有可能就会全力帮助别人的人，墨西哥造就了我的这种性格，就是这样。

现在，当然，我已经丢了工作，有时在情绪还不错，在未消的残酒中醒来，在某个预示着灾难的墨西哥城的早晨，我想自己确实办了件错事，我要是请了别人就好了，一句话，我把事情搞砸了，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觉得歉疚。我说了，我们一上飞机，阿拉莫就觉得乌里塞斯非毁了我们这次的旅程不可，我说：别着急，先生，不会有事的，相信我，这时阿拉莫严厉地瞪了我一眼，那是充满责备的眼神，如果这样说听上去不太荒谬的话，说：行吧，蒙特罗，出了事你负责，我们倒要看看你怎么处理。我说：我们墨西哥人会安然无恙的，老板！请稍安勿躁。什么也别担心。那时我们已经在去马那瓜的途中了，穿过夜空中最黑暗的部分，代表团的作家们都在喝酒，好像他们知道、猜到，或者被告诫过飞机会掉下去，我在过道来来回回上下活动，跟所有成员打着招呼，发放印有墨西哥作家宣言的纸张，那是阿拉莫和农民诗人们为了声援他们的姐妹国家尼加拉瓜起草的宣言，我打印的（我不介意想说，我还改正了若干错误），以便不熟悉这个宣言的人，这样的人占大多数，能读一读，以便让那些还没有签名同意的人，签过名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同意”栏下签上他们的大名，或者换句话说在阿拉莫和几个农民诗人，那天启五骑士签名的正下方签上自己的大名。后来，我收集欠缺的签名时想到了乌里塞斯·利马。我看见他蜷缩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我想他一定是病了或者睡着了，但无论什么情况，他双目紧闭，表情怪异，像正在做噩梦似的，我想。我觉得这个时候这家伙这个样子是没法签名的，刹那间，飞机开始左右突蹿，大家最坏的担心似乎就要验证了，这时我权衡了一下是不是别请他签名了，是否可以将他完全忽略不计，毕竟，我是出于好意拉他来的，他向来表现不佳，或许别人这样说，这不表示他就得保证效忠某一伙人，但我马上就想到阿拉莫和那些农民诗人会带着一副巨大的眼镜检查“我们同意”栏的，如果把他的名字漏了，我是要负责任的。正如奥东所说，怀疑本身就盘踞在我头脑中。我走到乌里塞斯身旁碰了碰他的胳膊，他立刻睁开眼睛，像个肉体中隐蔽机制被激活了的该死的机器人，他盯着我，装出不认识但却认出了我的样子，如果我这样说讲得通的话（我想讲不通），我挨着他坐下说，瞧，乌里塞斯，还有个事儿需要办一下，所有来的诗人都在这个声称显示他们与尼加拉瓜作家和人民关系有多铁的傻冒文件上签了字，我就缺你的签名了，如果你不想签的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想我们会处理好的，接着他用一种能碎了我心脏的声音说：我来看看，起先我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等明白了后便把宣言文本递给他，我看着他，那句话怎么说，埋头阅读。差不多吧，我说：我马上回来拿，乌里塞斯，我要在飞机上转悠会儿，不知道机长什么时候可能需要我帮忙，这期间，你就坐这儿读着，有的是时间，别有压力，想签就签，不想就算了，说完我就起来回到飞机的前头，是叫机首吧？总之，就是前头部分，我还得花点工夫分发那份混账宣言，跟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文学精英（同行的还有几个流亡墨西哥的外国作家：三个阿根廷人，一个智利人，一个危地马拉人，两个乌拉圭人）喋喋不休地聊个没完，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流露出喝高了的陶醉迹象，我回到乌里塞斯的座位，在空座上找到那份签过名的宣言，叠得整整齐齐，乌里塞斯直挺挺地坐在那儿，不过又闭上了眼睛，好像非常痛苦，同时又以极大的尊严忍受着痛苦。这是我到马那瓜之前见他的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