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2/141页）

没有多少可说的。那是在雷福马大街一家电影院外面，那天有一部影片举办首映式，美国或欧洲的电影，我记不清了。

可能还是个墨西哥导演拍的。

我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忽然，不知怎么就看见他们了。他们坐在楼梯上聊天。他们也看见了我，但没有过来打招呼。其实他们就像几个流浪汉，显得非常扎眼，在电影院门口，在一群衣冠楚楚、脸刮得干干净净的人中间，这些人上楼梯时，尽量靠边走，好像担心谁会伸手偷他们的东西。至少我觉得其中一个好像吸了毒。我想那个人就是贝拉诺。我想，另一个是乌里塞斯·利马，他正在看书，在书边上写着什么，独自嘴里轻哼着歌。第三个人（不，肯定不是穆勒，他个儿很高，而且是金发，眼前的这个又矮又黑）在盯着我微笑，好像他认识我。我没有选择只好点头以示回应，我趁朋友们心不在焉时走过去跟他们打了声招呼。乌里塞斯·利马回了句你好，不过他并没有从楼梯上站起。贝拉诺站了起来，像个机器人似的，可他看我的样子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了。第三个人说你是维罗妮卡·沃尔科夫吧，他提到我最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几首诗。只有他一个人想跟我说话。拜托，我的天，我想，可别让他又跟我谈托洛茨基了，不过他没有谈托洛茨基，而是谈起了诗歌，说跟一个共享的朋友（一个共享的朋友？太可怕了！）在一个杂志上发了诗，然后又聊了些别的，我不懂的东西。

我正要走开时——我是那里惟一跟他们待了片刻的人——贝拉诺仔细地看了看我，认出我是谁来。噢，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他说，脸上露出我觉得像是谜一般的微笑。最近诗写得怎么样？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种愚蠢问题，就耸了下肩膀。我听到一个朋友在叫我，我说我得走了。贝拉诺伸出手，我握了一下。另外那个人在脸颊上吻了我一下。我忽然想到他完全可以离开坐在楼梯上的朋友们加入我这一伙。再见，维罗妮卡，他说。乌里塞斯·利马还是没有站起。我就要进入影院时最后望了他们一眼。这时来了第四个人，跟他们聊起来，我想那是画家佩雷斯·卡马戈，但也说不准，总之，他衣着光鲜，油头粉面，好像有什么事儿挺紧张的。后来，我走出电影院时，看见佩雷斯·卡马戈或者像他的那个人，但却没有看见另外那三个诗人，我推断他们在楼梯上是等这个第四者，他们匆匆地见完面后就走了。

阿方索·佩雷斯·卡马戈，托雷多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6月。

贝拉诺和利马并不是革命者。他们也不是作家。有时写点诗，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是诗人。他们经常卖毒品。主要是大麻，不过他们还存了几个玻璃罐，那种小小的婴儿食品罐，里面藏着一批货，可是乍看上去显得挺恶心的，像一小块粪便在玻璃容器中羊水般的溶液里漂着，最后我们对那些令人恶心的黄色粉末也习以为常了，这是我们经常购买的东西，从瓦哈卡、塔毛里帕斯、韦拉克鲁斯的拉华斯特卡或者波托西产的黄色粉末，总之不管哪儿产的吧。我们在聚会或者在“小组会议”上让这些毒品派上用场。我们是些什么人？像我这样的画家，像可怜的基姆·芬特（其实是他把利马他们介绍给我的，千万不要怀疑我们短时间内建立起的关系，或者至少我愿意这么认为）这样的建筑师。事实上那些孩子全都是精明的商人。我认识他们时（在可怜的基姆家），谈的全是诗歌和绘画。我是指墨西哥诗歌和绘画（还有别的吗？）可是，很快，我们就聊起毒品来。又从毒品聊到生意。几分钟后，他们把我带到公园里，我来到一棵普通的树下，挑拣他们带的大麻。上等货吗？绝对。完全不像我品了很长时间的那种。我就这样成了他们的客户。其间，我免费把他们介绍给各种画家和搞建筑的朋友，他们慢慢都成了利马和贝拉诺的客户。从某种角度讲，这是一种进步，甚至让人觉得轻松。他们至少挺“清白”的，我想。跟他们做买卖时你可以谈艺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敲诈或者告发我们。你知道，那些不入流的商人什么狗屁都拿不出来。他们比较谨慎（或许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也挺准时，关系很多，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说我明天需要五十克阿卡普尔科极品，我要搞个惊喜派对，他们只问你在哪儿、什么时候，甚至都不提钱的事儿，当然，在这方面他们从不抱怨，他们提出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我们也不还价，你不觉得这样的客户挺好吗？一切都来得很顺利。当然，有时，我们也难免产生分歧。主要问题在我们。我们太轻信了，谁都知道这点，有些人最好敬而远之。最后，我们的民主精神占了上风，比如每当有个聚会或者极其乏味的会议时，我们就邀请他们参加。给他们灌酒喝，请他们告诉我们更多信息，告诉我们就要吞服或者吸食的东西具体从哪儿来，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问题都很坦率，绝对没有刻意冒犯的意思，他们喝着我的酒，吃着我们的菜，但是——怎么说好呢？——显得漫不经心或者冷淡，好像既在场又不在场，好像我们是些昆虫或者他们每晚榨取乳汁的母牛，让我们觉得应该继续保持让人舒服的距离，不需要半点亲近、温暖或者感情，即使我们经常喝醉或者喝高了，有时烦了他们，强迫他们听我们的话，或者我们的意见，以及我们对他们的真实想法，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从不把他们当真正的诗人看。更不屑说是革命者了。他们是推销员，就是这样。比如，我们尊重奥克塔维奥·帕斯，他们却极端，刻意不理睬。这是无法接受的，你觉得呢？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说了些塔马约的话，有点负面的东西，这成了一根导火线，我记不得当时的背景了，其实，我甚至都忘了在哪儿，也许在我家里，也许不在，这并不重要，只记得有人在谈论塔马约和何塞·路易斯·奎瓦斯，我们中一个赞美说何塞·路易斯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散发着坚韧、力量和勇气。还说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该有多么幸运，这时利马或者贝拉诺（他们两个坐在一个角落里，我记得是这样，在一个角落里等着要钱）说奎瓦斯的勇气或者坚韧，或者力量，我忘了是指哪个了，全是骗人的，这个宣言令我们所有的人顿时一激灵，在我们中间激起一股冷冷的愤慨，但愿你能懂我的意思。我们真想把他们给活活地吃了。我是说，有时听他们说话挺有意思。这两个人简直像从外星来的。不过，他们让人觉得舒服些时，当你逐渐了解他们或者更认真地听他们讲话时，他们的那种姿态更像伤感而非别的什么，挺让人烦。他们当然不是诗人，也不是革命者。我甚至都认为他们没有性欲。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只想说他们好像对性没有什么兴趣（他们惟一感兴趣的是从我们手里榨出钱来），对诗歌或者政治也没有兴趣，而且他们师法的似乎是年轻“左派”诗人的陈腐范式。性确实激不起他们的兴趣，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怎么知道的？从一个朋友那里听到的，一个想跟他们中一位发生性关系的搞建筑的朋友，也许是跟贝拉诺吧。关键时刻，什么也没发生。这两个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