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0/141页）

第二天，我把票交上去，三天后，十四个比分全答对的人共有九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事非得亲自经历后才会尝到个中滋味——他们不会给我那笔钱的，因为我在西班牙是非法居留。当天，我就去找了个律师，把一切都跟他说了，那个讼棍——他叫马尔蒂内斯先生，是罗拉德里奥人——说恭喜我好运气，然后就一个劲儿地安抚我。他说，在西班牙，一个从美洲来的孩子绝对不是外国人，尽管事实上我是以不正常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的，而这需要想办法解决。他又打电话给《先锋报》的一个记者，这个人过来问了我几个问题，照了几张相片。第二天我已经出名了。我至少上了两三家报纸。偷渡者赢了彩票，他们拿这样的标题说事。我把报道剪下来然后寄到圣地亚哥。我还接受了几次电台采访。不出一星期，我们就摆平了困局，不到三个月，我已经由一个没有档案的外来户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许可证的合法居民，马尔蒂内斯还给我讨到更大的好处呢。奖金总数达九十五万比塞塔，在当时，这可是扎扎实实的一笔钱，虽然律师还从我身上揩去二十万，说实话，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富人了：有钱了，出名了，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刚开始几天，我反复琢磨着想收拾行李回智利去。以我手里的这笔钱，可以在圣地亚哥办个公司，可是，最后，我决定把十万比塞塔兑换成美元，把这笔钱寄给母亲，然后我继续待在巴塞罗那，现在这个城市简直像朵花般向我绽放着，请谅解我这样说。那是1975年，而智利的很多事情还显得丑陋无比，我仔细斟酌了一番自己的疑虑，决定继续待下去。在领事馆，经历了需要我拿出一定手腕和金钱的阻力之后，他们同意发我一本护照。我没有换出租楼，但要了一个更大更亮、属于自己的房间（他们立刻给了我，我还能说什么呢？命运让我成了艾梅丽亚的宠儿），我也不再洗盘子了，开始到处寻找兴趣相投的工作。我的生活过得优哉游哉。我经常睡到十二点或者一点，然后再去费尔南多大街上一家饭店或华金·科斯塔大街上另一个地方就餐，那里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伺候我。饭后我就在巴塞罗那四处晃悠，从加泰罗尼亚广场走到帕塞奥·科隆，又从帕拉莱洛来到贝亚·拉耶塔纳，在路边的咖啡店里喝杯咖啡或者葡萄酒，在酒吧来一盘鱿鱼，读着报纸上的体育版消息，琢磨着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其实，我内心深处已经明白了要干吗，纵然我在智利学校所受的教育（我其实没有上过几堂课）让我把这个思路理清颇为不易。我告诉你，我琢磨这事时甚至想到了那个杂种笛卡尔。我向你透露点。笛卡尔、安德烈斯·贝尔洛、阿图罗·普拉特，那些在我们那片狭长的大地上留下印迹的人们。可你不能无视事实，一天下午，我不再瞎晃悠了，心里承认，我真正想着的是再赢一次足球彩票而不是找工作，要不择手段地再赢一次，但最好是用我最熟悉的手段。别这样看着我，好像我是疯子似的，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希望、梦想，如卢曲·加蒂卡所说，是非理性的，甚至是高度非理性的——瞧，是什么机制或者特有的综合征让那些数字如此清晰地闪现在我头脑中呢？是谁向我口授这些数字的呢？我相信幻觉？我是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一个从第三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来到地中海地区一隅的迷信之徒吗？我眼前正在经历的以及曾经经历过的事儿不过是命运的幸运组合和被一个连上帝都害怕、没有哪家旅行社敢提供的横渡远行逼得快要发疯的人发出的胡言乱语吗？

那是往灵魂深处探索的几天！而且，同时，我得承认，我对什么都看得很淡（这是自相矛盾，可事实就是如此），那几天过去后，我不再读书，也不再理会《先锋报》慷慨提供的工作，尽管自从得了奖（我想是由于这场震撼的原因）后那些数字已经不翼而飞，我还是思索着怎么办，一天下午，我在城堡公园喂鸽子时，我自以为找到了办法。如果那些数字不肯来拜访我，我就追到它们的窝里去，用钩子或者钩形物把它们给拽出来。

我试了好几种方法，出于职业原因我不想告诉你。你说不可能？那好吧，我不向你保留了。我从大街上的门牌号入手。比如，我沿着欧莱古尔大街和卡德纳大街行走的时候就记下我经过的门牌号。我右边的是1，左边的是2，我经过时迎面望着我的脸的人是X。不管用。我又在普林塞萨大街的一家酒吧里自个儿玩起骰子来，在一个目前已不存在、叫作“跨越南方”的地方，那时这家酒吧由一个阿根廷的朋友经营。同样不管用。有时我又躲在床上，头脑一片空白，在绝望中命令这些数字赶快回来，可我无法想像，呼唤不出数字1来，我在疯狂中把它与现金和庇护所等同起来。九十天后，我花了五万五千比塞塔，下了庞大、徒劳的赌注后，终于赢了这次彩票。我得换别的区住。原因很简单。旧城的那些数字全用光了，至少对我来说如此，而且也到该动一动的时候了。我开始在伊桑切一带闲逛，那是一个陌生的小区，直到那时，我还不过是从加泰罗尼亚广场瞥下它而已，从不敢穿过朗达大学的边界，或者至少不会有意越过，因而把自己的感官暴露给这个小区的魔力，毫无戒备地走过去，在所有眼睛的凝视下，毫无防备地，一句话，走过那个专门捕捉各种信息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