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89/141页）

一天晚上，我们做爱时我对他讲了。我说我觉得自己快要疯了，这个病症已经伴随我很久了。我说了很长时间。他的反应让我吃惊（这是他最后一次让我吃惊）。他说如果我疯了，他也会疯的，他不在乎跟我一起疯掉。你想以身试法吗？我问。我没有以身试法，他说。我在黑暗中搜寻着他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当真。当然是当真的了，他说，他把身体压得离我更近些。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早晨，我想我得离开他了，越快越好，中午时我在电话局给妈妈打了个电话。那时，阿图罗和他的朋友们打国际长途从不付钱。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我只知道他们的办法不止一种，他们已经骗了电话局数千万比塞塔了。他们找个电话，接上几条线就可以了，他们有连接器。那些阿根廷人最精通这个了，把窍门传了下来，其次是智利人。我还没碰到过一个墨西哥人知道如何骗打电话，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现代世界，也许因为那时生活在巴塞罗那的墨西哥人不多而且都有钱，所以没必要违法。那些骗打的电话很容易通过附近拉的线识破，尤其是夜间。最好和最坏的拉美人都挤在那些线上，包括年长的革命者和强奸犯，前政治犯和叫卖廉价珠宝的小贩。我看完电影在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些电线时，比如，在拉马尔莱拉斯广场的电话亭附近，我会不寒而栗，开始颤抖，一种金属的冰冷感像警棍般从我的脖颈后面窜到脚踝。那些半熟少年、带着还在哺乳的孩子的少妇、老人和女人们：午夜或者凌晨一点，等着某个陌生人结束通话，虽然听不见但却能猜到别人在说什么，因为打电话的那个人要么指手画脚，要么哭泣，要么站在那里长时间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或者摇头，这时他们会想些什么呢？那些排队的人在等什么呢？他们只希望快点轮到自己吗，希望警察别出现吗？就想这些吗？无论如何，我自己可不想干这种事。我给妈妈打了个电话，向她要了些钱。

一天下午，我告诉阿图罗，我准备走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实在无法忍受。我对你怎么了？他问。没什么，我这人经常对自己干些可怕的事儿，我说。我需要一个人待着。最后我们互相冲对方大声吵起来。我搬到丹尼尔那里。有时阿图罗会过来看看，我们聊一聊，可我看着他一天比一天痛苦。妈妈把钱寄到后我就永远离开那里飞往罗马了。现在我也许应该说说我的小猫。我们住在一起之前，阿图罗的一个朋友或者前情人出乎意料地被迫搬走了，她给阿图罗留下六只小猫，是老猫刚生下来的。她带走了老猫，把小猫留给阿图罗。阿图罗养了一阵子，那时它们还很幼小。后来，他发觉朋友或前情人再也不回来了后，开始给这些小猫找主人。大多数猫都被朋友带走了，剩下一只小灰猫谁也不愿意要，我就要了，亚伯拉罕对这点特别烦，因为他怕猫会抓搔画布。我管小猫叫齐亚，是为了纪念一天下午我在罗马看到的另外一只小猫。我离开那里去墨西哥时，齐亚也跟我一起回国。我再次回到巴塞罗那阿图罗的公寓时，齐亚也跟着我。我觉得她很喜欢坐飞机。我跟丹尼尔·格罗斯曼一起住的时候，当然也带着齐亚。我搭飞机去罗马时，把猫搁在草编袋里放在我的膝盖上。小猫终于就要见到罗马了，她就是从这个城市来的，至少从名字上看是如此。

我在罗马的生活简直是一场灾难。一切都糟糕透顶，更要命的是，或者至少后来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还拒绝求助。我只有一个齐亚，我惟一关心的就是如何照顾齐亚，给她喂食。我还真读了很多东西，可我试着回想读过什么书时，一堵火热、颤抖的墙挡住了思路。也许读过但丁的意大利文著作，也许读过加达的著作。我忘了。我已经读过这两位作家作品的西语版。只有丹尼尔一个人了解我的行踪。我收到过他的几封信。他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因为我的离去阿图罗差点崩溃了，每次见到丹尼尔都要问起我。别告诉他我的地址，我说，因为他会追我到罗马的。我不会给他的，丹尼尔会在下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还听他说我父母很着急，不断地往巴塞罗那打电话。我说，别告诉他们我的地址，丹尼尔也答应不告诉。他的信篇幅都很长。我的信则很短，差不多总是发明信片。我在罗马的生活很短暂也很简单。我在一家鞋店上班，住在特拉斯特维雷的鲁西街的一个出租房里。晚上，我回家后就带上齐亚出去散步。我们经常去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一个公园，猫在树林中漫游时，我就打开一本书读起来。我读的可能是但丁，或者吉多·卡瓦尔坎蒂或者切科·安杰奥列里，或者奇诺·达·皮斯托亚，可是我只记得自己读的是一个火热的帘子或者一个在罗马黄昏的微风中飘扬的温暖的帘子，读的只是花草、树木以及脚步声。一天晚上，我撞着魔鬼了。我就记得这些。我撞着魔鬼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鞋店老板看到我上班时脖子上全是青色的伤痕，他伺候了我一个星期。后来，他想跟我睡觉，我拒绝了。一天，齐亚在公园里走失了，不是圣埃吉迪奥教堂后面的那个公园，而是另一个公园，加里鲍尔迪街上的那个公园，里面没有树也没有灯。齐亚漫游到很远的地方，黑暗吞没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