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95/141页）

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我所谓的各种尝试吧。最初，这些尝试的内容不过是旅行和四处看看，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潜意识里最渴望到西班牙一游。这才是我渴望获得的东西，正如不朽的贺拉斯所说。很自然，我办了一份杂志。我是出资人又是编辑，是出版商又是著名诗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石头和草木都有诸多价值呢，但语言的价值更大。”

我的刊物也是免税的，就是说负担较轻。干吗要自寻烦恼呢？细节在诗歌中是无足轻重的。我的原则，从来就是如维吉尔所说“让我们咏唱更伟大的事物吧。”你得深入到骨髓，到精华，到本质。我办了份杂志，我还负责一家律师事务所，有很多专办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律师和行家里手，这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事务所。每到夏季我经常四处旅行。生活很美好。然而，有一天我心里对自己说，赫塞，你去过世界各地：“新的生命从这里开始”。该到踏上西班牙的阡陌小径的时候了，尽管你不想成为但丁，该到踏上我们这个国家道路上的时候了，它们如此破败不堪，饱受了如此漫长的痛苦，却仍然鲜为人知。

我是一个行动家。说到做到：我买了个旅行车就出发了。你好！再见！我横穿整个安达鲁西亚。格拉纳达太美了，塞维利亚太可爱了，科多巴太崎岖了。但我需要走得更深入，我想溯本求源。找不到对头的路径，我这个法学博士兼犯罪律师的心是不会安定下来的：所谓的“法律乃良善允正之术”，“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这是我心中幻影的根本。一切都始于那个夏天。我心里不断重复着甜美的贺拉斯的话：“说出去的话就像放出去的箭”，一言既出，就收不回了。从法律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存在漏洞。但对诗人而言却并非如此。我第一次外出旅行回来时兴奋不已，同时又有些怅惘。

不久，我跟妻子离婚了。没有争吵，谁也没有受到伤害，因为，幸运的是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有足够的判断力理解我，特别是大的那个。留着托萨的公寓和房子吧，我说，就此结束了吧。我的妻子接受了，很让人意外。我们把剩下的事情交给几个她信得过的律师去处理。“在公共领域无重于法律者，在个人方面则以遗嘱最可靠。”尽管为什么这样说我也不知道。意志跟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的噩梦正在将我击败。无论如何，“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这意味着为了求得我们最渴望的宝贵的自由，在法律面前我们都要做奴隶。

忽然，我的精力充沛至极。感觉青春焕发：不再抽烟，每天早上跑步，殷勤地参加了三个法律会议，其中两个是在古老的欧洲大都市举行的。我的杂志也没有萧条，恰恰相反，那些从我的慷慨馈赠中获得活路的诗人，都获得了明显的关注。如同西塞罗说的：“真正的友情才能永久”，我想。后来，仿效一个显然是自信得过了头的先例，我决定出版一本自己的诗集。印制费很昂贵，共有四篇文章评论了这本书，除了一篇，其他几篇的评价均属负面。我把一切都归罪于西班牙和我的乐观主义以及永远不变的嫉妒法则。“掀起仇恨犹如点燃烈焰一般。”

夏天到来时我又上了旅行车，前往我先辈的大地漫游，或者换句话说前往翠绿原始的加利西亚。我的心绪极佳，凌晨四点钟，嘴里还喃喃念着那位不朽和晦涩的葛维铎的诗。一到加利西亚，我就开始漫游它的酒庄，品尝葡萄酒，跟当地的水手聊天，因为“从最微小的事物可以窥见自然的伟大”。后来我又进入山区，前往那片神奇的大地，我的意志更加坚强，我的感觉更加灵敏。我一般住在营地，因为一个宪警军官告诫我沿偏僻公路或者乡间道路露宿非常危险，特别是夏天，因为经常会遇到地痞流氓、巡回演出的歌手和参加聚会的人，沿着夜间雾蒙蒙的道路，从这个俱乐部游历到另一个俱乐部。“爱冒险者将毁于此”，而且营地也不赖，在看地图的时候，我很快就估算出在这种地方我可能会发现、观察到甚至可以分类的情感和热情的价值。

正是在这里的某个地方漫游期间，发生了我如今视为我的故事的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至少只是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我全部忧伤、失败的故事中快乐和神秘的部分。“世人中无人是幸福的”，普林尼说。而且：“幸福对于一个人而言是最好的，对人类的审判者则否。”不过言归正传。我说了，我来到卢戈省卡斯特罗维德附近一个营地，那是在遍地荆棘和灌木的山区。我随时读书、做笔记、积累着知识。“闲暇而无著述便是死亡和死者的入葬。”尽管这听上去可能很夸张。简言之（而且说实话）：我已经无聊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