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21/26页）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政治斗争，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更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伤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的那个中国了。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当梁启超把殚精竭虑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是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新民丛报》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之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