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22/26页）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环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流氓”忠臣洋家将

建立了洋枪队的美国人华尔，不仅当中国将军、拿中国俸禄，还加入中国国籍，做了中国女婿，成了地地道道的“华籍美人”或“美裔华人”。在美国，他被视为大英雄：一个为自己的信仰而不惜牺牲的伟大人物，一个为中国而献身的国际主义者。而在中国，他曾被推崇备至，后又被彻底妖魔化。

1937年10月，侵华日军进占上海重镇松江。

一位名叫伯克（William B Burke）的美国老人站在松江的城门洞迎接了日军，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拜托这群新的占领者：在这座古老的县城里，有一座墓和一座祭庙，请日军务必给予保护。这就是洋枪队首领弗雷德里克?汤森德?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安葬和受祭之处。

带队的日军大佐很痛快地答应了老人的要求，并且表示：“华尔是个大英雄，我们日本人也崇敬他。”逃难的看坟人和庙祝很快地回到了岗位。但半个月不到，他们就被日本人杀害。日军在华尔的墓地和祭庙里，到处都刷上了“大东亚共荣”，以及反抗英美、号召将白种人赶出亚洲的标语，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