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第11/26页）

第二函谓:

翁辈阴图之事，早为俞兄代达。洞中虽骀台不足为灾，然亦不可稍疏防范。人心之险巇如此，良用浩然。弟等之事，彼等尚在狐疑，时密派人暗中窥探。……兼以同志多人，皆为弟罗致在此，日用一切颇难支持，层筑债台，时形支绌。所以前日之请，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承先生热肠慨允，感不去心。兹以日内偪仄非常，如在荆棘丛中，无一刻之安，非得先生手援，倒悬莫解。可否于他处代筹，济我眉急。人非木石，当思所以图报焉。倘蒙赐示，即乞交俞兄为祷。

第三函谓:

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110]

虽然其中尚有一些情节难以体会贴切，大体可见此事原委。汪康年接济逃亡到沪的自立军余党，并帮助他们出亡，不止一批，因此受累不小。只是“汪亦非举大事之人”，其“朋友中没有决心死战”者[111]，“及今纵令能代唐等收其余烬，然时运不来，终难收效”[112]。夏曾佑甚至对联络会党之计也感到懊悔，他说：“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113]

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14]，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115]

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日清交战后接踵而起者，在民间有广东的康长素派和上海的《时务报》馆派等，这两派表面相结托，其实完全不同，如广东人与江苏一带中国人的差别。特别是康派稍带宗教味，外面观之，有东林党之嫌。[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