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上帝之城（第12/34页）

在一个闷热潮湿的罗马夏日午后，记者团被告知只有三架摄影机可以获准进入这座几星期以来一直监控森严的大楼，谢绝所有通讯记者进入。每一座新闻主播棚附近的“绿房”拖车里，值班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都让人给自己化好了妆，然后急急地赶回自己的座椅，戴上听筒，等候着导演的命令。

摄影棚监视器和全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都呈现出会议厅的画面。那是一张巨大的桌子，桌边座无虚席。首席坐的是教皇，他面前摆放着一份对开本大小的文件夹，是红色牛皮制成的——有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居然不清楚那文件夹是由哪种皮革制成的，必须向供货商询问，记者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那瞬间慌了手脚的恐惧，幸好没人反对文件夹是由牛皮制成的说法。

与会代表已经达成共识，不在这里发表任何声明。初步声明将在与会诸国的首都分别发布，而要在正式签约仪式上发表的辞藻华丽的讲话稿也正在草拟之中。一名梵蒂冈发言人向全体电视通讯记者发放了一份书面材料，大体上讲有关最终解决中东争端的协议草案已然经过商榷，相关国家的代表已准备好草签该协议。近几天内，各国的国家元首以及／或者外交部部长将在正式协议文件上签字。协议文本目前尚不便公布，其中条款同样无法提供。这个消息并没有让通讯记者们心惊肉跳——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肯定能从相关各国首都的外交部泄露给其他记者。

那个红色文件夹在会议桌上从一个地方传到下一个地方。梵蒂冈发表的声明中宣称，草签者顺序是抽签决定的，结果是由以色列外交部长开始，接下来是苏联、瑞士、美国、沙特以及梵蒂冈的代表。每个人都使用钢笔，负责传送文件的牧师用曲面吸墨纸在每份草签协议上都吸了吸。仪式上没有多少繁文缛节，于是很快就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是彼此握手，而后长时间地相互鼓掌致贺，然后就结束了。

“上帝！”杰克一边关注着电视画面的变化，一边说。他低头看了看记载着协议纲要的传真，其中的内容和他的原始概念没有多少出入。沙特做过一些改动，以色列、苏联、瑞士，当然还有美国国务院都在上面做过修改，但最原始的思想还是他的——只不过他本人的想法也是从诸多其他人身上借来的，世上没有什么真正原创性的思想。他实际完成的任务是把这些思想组织起来，选择了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提出，不过如此而已。即便如此，如今也是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遗憾的是没有人向他道贺。

在白宫，福勒总统手下最出色的讲稿撰写人员已经在为总统拟稿了。这位美国总统在签字仪式中将坐在首席的位置上，因为这毕竟是他提出的思想，是他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把大家都聚到了罗马。教皇会发表演说——见鬼，人人都要讲话，讲稿撰写人员心想，对她而言这真是麻烦，因为每个人的讲稿都必须有创新思想，不能雷同。她意识到恐怕乘坐25A型飞机飞越大西洋的时候还得忙着在她的便携式电脑上写这份讲稿。不过，她明白人家雇用她就是干这份工作的，“空军一号”上配备了激光打印机。

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查阅仓促修改过的日程安排。老鹰与童子军新兵委员会的会面要取消了，此外威斯康星州奶酪皇后——也许这位年轻姑娘的头衔是个别的什么名目——恐怕也要失望了，还有一群生意人，当他们步入总统工作间的侧门时，会发现自己的重要性顿时褪色了。替他安排约会的秘书已经把取消日程的话通知了他们。如果某约会极其重要，那就只能安排在接下来的三十六个小时里，恐怕总统每一分钟的空闲都会被挤得满满的，这样一来，总统在未来的一天半时间里将忙得不可开交，然而，这也是总统职责的一部分。

“怎么？”福勒抬头看到伊丽莎白·埃利奥特隔着秘书接待室的大门向他开口一笑。

好啊，这正是你所期望的结果，不是吗？因为中东矛盾在你这一届任期内得以最终解决，你将名垂青史。如果——莉兹在这难能可贵的客观清醒的一瞬间在心里承认——真能解决问题的话就好了，面对类似的争端，这可并非一句假设而已。

“我们为全世界做出了一项贡献，伊丽莎白。”他所谓的“我们”其实指的是“我”，埃利奥特心里很清楚，但是这么说很公平。毕竟是鲍勃·福勒在哥伦布市完成行政职责之后又紧接着忍受了长达几个月的大选活动，要亲吻小孩子，要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还要迎合记者大军的喜恶，那些记者脸翻得比他们提出的残忍的重复性问题还要快。进入这个狭小的房间、登上主宰强权宝座的过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耐力比赛。经历这一过程之后，安全抵达这里的男人们居然没有被摧垮——真遗憾仍然只有男人，莉兹心想。但是经历所有这些努力、这些无休无止的辛苦之后获得的战利品是占据了这个宝座的男人可以拥有的无上荣誉。荣膺总统宝座的人理当指导乾坤、运筹帷幄，这在历史上已经是惯例了。正因为如此，赞美和讽刺才都丢到了总统一个人身上。事情进行的顺利或不顺利总统都必须为之负责。他要负责的事大多是国内事务、失业人口数据、利率、通货膨胀（批发业和零售业），以及全能的主要经济指标，但是在罕见的情况下，还要负责过问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些必将改变全世界格局的问题。埃利奥特自己承认，历史将把里根记述为在俄国决定把押在马克思主义上的筹码全部兑换成现金时适逢其会的人，而布什则是直接享受这一政治成果的人。尼克松是向中国敞开大门的人，卡特的举措和福勒流芳百世的壮举已经非常相近了。美国选民有可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来选择心目中的政治领袖，但史书记载的都是更为重大的事件。能让一个人在通史教材上占据几段文字、使得学术研究领域有人为他专门著述几个卷册的是他给政治世界带来的根本性变革，那才是真正重要的。历史学家会牢记塑造历史事件的人物——如俾斯麦，而不可能是爱迪生——他们认为社会的技术进步是政治因素的结果，反之则绝不成立。而她认为反过来同样有可能。史料编纂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些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因为现实范畴太广，即便事件过去之后研究许多年，还是无法掌握。政客们都遵循这些规则游戏江湖，这样的做法很适合他们，因为遵循规则就意味着但凡发生了什么值得纪念的大事，历史学家一定会记载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