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12/18页）

更令我惊讶的还在后面。一个周日下午，将晚时分，父亲对我说他希望我不要去参加当晚在清真寺剧院举行的华莱士聚会。如果我们谈过以后我仍旧要去，他不会阻止我，但起码在我做最终决定之前，他希望我听完他的话。自从那个周二，我从图书馆回到家里，得意地在晚餐桌上宣布说我被广播演员铁林邀请作为他的来宾参加市中心的华莱士聚会，显然是结识铁林太让我兴奋了，他对我个人的关注又令我得意忘形，于是母亲干脆不许父亲提出他对聚会所持的保留意见。然而现在他要我听听他认为作为父母有责任来与我探讨的问题，而且希望我不要太过激动。

父亲对待我的态度认真，与林戈尔德兄弟相仿，但缺乏艾拉政治上的无畏精神和默里的文采，最重要的是，他不像他们那样似乎毫不介意我举止是否得体，会否成为一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的左直拳接右勾拳，将我引入大赛，我开始了解如何在更广泛范围里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林戈尔德兄弟让我不得不用我认为与我当时身份相称的严谨缜密来回应。他们不在意我是不是做个好孩子。他们只在意我的信仰。不过呢，他们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避开各类潜藏的危险。父亲须为这些操心，而老师则不会如此。父亲须操心儿子的行为，如何使他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接受容纳，他的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那么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他是担心可能出现的那些危险，倘若不是，那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别无他法，只有将他一笔勾销，背叛父亲，义无返顾径直向前跨入人生的第一个陷阱。随后凭着一己之力——由此他的生活得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一生中从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坑，若无意外，这总归该是他将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然后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着华莱士的徽章上学去吗?戴吧。这是个自由的国度。不过你应该了解所有的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就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何以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一名伟人，何以他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为何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组织工业组织联合会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希望我去集会是为了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他告诉我说或者华莱士太天真，对这点竟不知晓，或者是——不幸的是，这才可能是事实——华莱士太狡诈，不愿承认。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人——

“你这个专迫害赤色分子的人！”我大喊，接着我离开家，坐14路公共汽车去了那个聚会。我碰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他曾对他提起的那个高中生，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保罗，就是他，那个带头喝斯蒂芬·A.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保罗·罗伯逊是一名黑人演员和歌手，和华莱士共同任竞选委员会主席。就在几个月前，在华盛顿一次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五千名抗议者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面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他无所畏惧地告诉他们（他们就蒙特-尼克松法案作调查问及保罗若法案获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我会违反这项法案，”接着，被问及共产党代表什么，他以一般的直率回答，“代表着黑人的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和演员及演讲者一起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为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围绕着，左派的环境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可以比作在一场大型棒球联赛中，与球员一起坐在休息室中。我站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这次他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是两党派中的战争贩子：“支持全世界的反抗组织，使西欧武装起来抵御俄罗斯，将美国装备起来……”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艾拉登上舞台对群众发言前，亨利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的地方，集会过后的庆祝酒会上，亨利几乎就是站在艾拉身旁，艾拉趋前对他低声耳语。我凝视着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是一位拥护共和党的农夫的儿子，他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与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相同。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垄断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姑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一类的独裁者，我忆起了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而在1954年——距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以后，那晚这位代表了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令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们正身处在对我们自由的肆意践踏之中”——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