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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他那时拍过，了不起的儿子。他当年是个莱卡^{[58]人。”多恩说，“你拍了非常漂亮的照片，亲爱的，不是吗?”}

是啊，他拍过。那正是他。这个了不起的儿子拍出漂亮的照片、给梅丽买瑞士女孩服装、在洛桑为多恩选购珠宝，还对弟弟和谢拉讲过梅丽杀了四个人。为了纪念佐格之行和他们生命中荣耀的带有瑞士风情的情形，他为家里买了陶瓷枝状大烛台，现在有一半已盛满蜡滴。然而他还是对弟弟和谢拉讲过梅丽杀了四个人。他是一个莱卡人，但却告诉了那两位——这世界上他最不信任、他无法控制的两人——梅丽干了什么。

“你们还到过哪里?”谢拉问多恩，小心翼翼地不让她觉得她会在车上告诉希利，后者肯定会叫喊起来，“我的天，我的天。”他是这么温柔正派的人，但也可能喊叫。但是他们在回到家的那一刻，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警察打电话。他以前曾经窝藏过这名杀人犯，整整三天，非常可怕、糟糕、很伤脑筋。但那次只死了一个人，尽管很糟，你的心思还可以在数字上打转——由于他妻子一再坚持，他居然愚蠢地同意了，没有其他选择。那姑娘是她的顾客，曾经做出过承诺，职业的良心也不容许……可是四个人。吃不消，无法接受。四个无辜的人，把他们杀掉——不，这是野蛮、可憎和堕落。这是罪恶，他们肯定可以选择：法律、对法律的义务。他们知道她在哪里。他们保守这种秘密会受到起诉。不，不会再脱离希利的控制。瑞典佬全明白。希利会给警察打电话——他不得不打。“四个人。她就在纽瓦克。塞莫尔·利沃夫知道地址，他去过那里，他今天和她在一起。”希利正如娄·利沃夫描述过的那样——“一名医生，一个受人尊敬、道德观念强、富有责任心的人。”——他也不会让妻子成为这个肮脏可憎的女孩、这个世界上被压迫阶级的杀气腾腾的救世主、谋杀了四个人的罪犯的同谋犯。丧失理智的恐怖主义行径与虚假的意识形态混在一起——她干了人所能及的最坏的事情。那将是希利的理解，然而瑞典佬怎样才能改变它?在他自己也无法以另一种态度对待这事的时候，他又怎能使希利改变看法?马上将他拉到一边，瑞典佬心想，告诉他，现在就对希利解释，不管说什么，只要能阻止他采取行动都行。不让他想到把她交出去是作为一个遵纪守法公民的责任，是保护无辜生命的方式——告诉他，“她被人利用。她容易受人控制，是个有同情心的孩子，一个很不错的孩子。她只是一个孩子，和坏人混在一起了。她决不可能自己策划出那种事情。她只是仇恨那场战争。我们都那样。我们都曾经感到愤怒至极、束手无策。她只是个孩子，一个正在迷茫的青春期、高度紧张的女孩子。她太年轻，没有任何真正的经验，她使自己陷入了根本不懂的东西。她在企图拯救生命。我并不想给她一种政治借口，因为没有什么政治借口——没有什么能自圆其说，没有。可是你不能只看到她所做事情的骇人听闻的影响。她有她的理由，她认为那很充分，而那些理由现在已不重要——她已经改变了她的哲学，战争也结束了。我们之中没有谁真正理解发生的那些事情，没有谁真正清楚原因。那后面藏有更多的东西，很多，远远超出我们的理解。当然，她错了——她犯了一个悲剧性的、可怕的、惊人的错误。我不是在为她辩护。她再也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她现在成了一个皮包骨头、可怜的女孩，连一只苍蝇也不伤害。她安静了，无害了，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罪犯。希利，她是一个过去做了可怕的事情、现在灵魂深处都在忏悔的已经崩溃的人。通知警察有什么好处?当然，正义必须得到声张，可是她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你没有必要牵连进来。我们用不着找警察来保护谁。也没有复仇的必要。她已经遭遇到复仇，相信我。我知道她有罪。问题不在于她是否有罪，而是现在该怎么办。把她交给我，我来照料她。她不会做任何事情——我可以保证。我保证她受到看管，会对她提供帮助。希利，给我一次机会使她回归人一样的生活——别报警！”

但是他知道希利所想的是：谢拉已经为那个家庭做了够多的啦。他们两人都是如此。那个家庭现在真正有了麻烦，可是再也不能得到萨尔孜曼医生的帮助。这不是一次整容手术。四个人死了，那姑娘应该上电椅。是的，四这个数目甚至可以将希利变成一个愤怒的公民，愿意去拉下电闸。他会坚持将她交出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受到惩罚的小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