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一章 “惊人场面”（第11/22页）

于是，家具再一次被搬移。家具在营房里拥挤不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四柱大床和莎玛的梳妆台一起放到卧室里，放置日本咖啡套具的橱柜和绿桌子还是一起放到了后阳台。帽架和摇椅享受特别待遇，被放在前阳台上；它们每天早晨被搬出去，晚上再搬进来——为了防止被盗。房子的其他部分由图尔斯太太认为的符合城市风格的家具布置起来。在客厅里，放着一张镶着大理石桌面的三腿桌，桌子上用钩针编织的饰有流苏的白台布上放着一盆蕨类植物，四把由弯曲木头制成的带藤坐垫的椅子呆板地立在桌子周围。在餐厅里，有一个看上去冷冰冰的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大口水罐和一个脸盆。图尔斯太太没有带来任何一个哈奴曼大宅的雕像，但是她拿来很多铜花瓶，铜花瓶里装着盆栽植物，放在阳台四周，每天晚上再拿进来。

很难说服阿南德和赛薇离开哈奴曼大宅。莎玛带着米娜和坎姆拉离开之后，他们在哈奴曼大宅多待了几个星期。随后，一个周日的傍晚，赛薇跟着图尔斯太太和神一起来了。她看了路灯和港口里轮船上的灯火。图尔斯太太带她去了植物园，她还参观了凹陷的岩石花园里的水潭和长着青草的斜坡，她听了乐队的演奏，于是她留下来了。但是阿南德拒绝诱惑，直到年轻的神说：“在西班牙港有一种新的甜饮料，叫可口可乐什么的，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我一起去西班牙港，我叫你爸爸给你买可口可乐和真正的冰激凌。装在纸杯里的真正的冰激凌。不是自制的。”

对于哈奴曼大宅的孩子们来说，自制不是一个带有赞美意义的词儿。自制的冰激凌是琴塔在圣诞节的午餐后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没有味道（号称椰子口味）的冻结物。她用的是一个生锈的旧冷冻机，她说那冷冻机“跳来蹦去”的，而且为了加快冷冻，她在混合剂里加进大量的冰块。冷冻机上的铁锈滴进冰激凌里，渗透开去，看上去好像是巧克力条。

完全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的许诺，让阿南德来到了西班牙港。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屋檐投下阴影的时候，城市变得凝重、明亮而又空落，所有的门都紧掩着，商店的窗户玻璃反射着对面的玻璃，毕司沃斯先生带着阿南德开始了西班牙港的巡游。他们带着探险的心情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中间，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这样能感知城市，这种方式没有风险。他们查看了一家又一家的咖啡馆，在阿南德的坚持下放弃了一家又一家，因为它们全部都只卖自制的糕点和冰激凌。最后，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一家。阿南德坐在柜台前一个高高的红凳子上，凳子醒目而又奢华。冰激凌送来了，装在一个纸桶里，结着霜，碰上去是冰冷的，还带着一个木头小勺。阿南德掀开冰激凌桶盖，舔过沾在盖子上的冰激凌，桶里面粉红色的冰激凌带着斑斑点点的红色，冒着气：一个接一个的预想中的乐趣。

“这吃起来一点也不像冰激凌。”阿南德说。他弄干净了纸桶，纸桶做得如此考究，他很想保存下来。

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说：“这就像马尿一样。”这是哈奴曼大宅里的一个孩子评价一种饮料的说法。

“阿南德！”毕司沃斯先生说，冲着柜台后面的男人讪笑着，“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你现在是在西班牙港。”

房子朝东，毕司沃斯先生在西班牙港最初四年的印象首先就是对早晨的记忆。免费递送的报纸躺在水泥台阶上，仍然带着刚印完的温热，墨迹还没有干透。阳光沿台阶逐渐往下移动。树上和屋顶上凝结着露珠，空旷的大街刚刚被清扫洗刷干净，投落下清凉的阴影，排水槽里的水清澈见底，长着青苔的槽底被清洁工用粗糙的扫帚扫过，带着划痕。还有从房子下面推出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然后在阳光中沿着清醒中城市的清凉街道骑车的记忆。中午的静谧——正是小憩的时候——他房间的窗户敞开着：纹丝不动的窗帘上有一尺见方的蔚蓝。下午，台阶笼罩在阴影中，在后阳台上喝一杯茶。然后可能是到旅馆的一个采访，以及等着《特立尼达卫报》紧张的印刷。夜晚的允诺，早晨的指望。

当周末和节假日图尔斯太太和奥华德不在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偶尔可能会忘记这个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他们在这里也并不构成什么束缚。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从来没有晕倒过，从来不在鼻孔里塞软蜡烛或者维科药膏，也从来不在额头上缠裹浸过头发香水的绷带。她和孩子们既不疏远又不过于亲近，而且随着毕司沃斯先生和奥华德友谊的发展，她和毕司沃斯先生的关系也变得没有那么提防和正式了。奥华德很欣赏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而毕司沃斯先生对自己被看成一个智者和疯子颇为受用，同时对像奥华德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用外语阅读大部头的书深为钦佩。两个人成了伙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海边；毕司沃斯先生给奥华德看法院有关强奸和包养淫秽案件的庭审记录，都是不能印刷的手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