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19/141页）

马科·安东尼奥·帕拉西奥斯，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我也讲讲诗人的荣誉。我十七岁时有一股想当作家的炽烈欲望。我悄悄地作着准备。可是我在悄悄准备的时候并没有坐着无所事事地等待，因为我很清楚，我永远不会无所事事就能出人头地。克制和某种迷人的魅力这是让你如愿以偿的关键。克制：每天至少写作六个小时。每天早上创作，下午修改，晚上像瘾君子般贪婪地阅读。魅力或者迷人：登门拜访作家，或者去书会直接找他们，说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们绝对想听的话。同时要有耐心，因为这样做不见得屡试不爽。有些恶心鬼会拍拍你的脊背装出跟你素不相识的样子。那里也不乏冷酷、死硬、恶毒的杂种。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你得有足够的耐心，眼观六路。表现甚佳的是那些同性恋们，但是要当心：要懂得适可而止、清楚自己想要得到什么，否则到头来从某个放荡的老左派男同性恋那里什么都没捞着还惹来一身骚。女人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可能会帮你一把的西班牙女作家大多又老又丑。有时完全不值当。最好的是年过五十的同性恋或者渐入老境的男作家，无论抓住什么人，你一定要把关系跟他们弄近了。一定要在这班人吝惜和怨恨的阴影中培植出一个花园来。你得把他们所有的作品都研究透了。这个效力是不言而喻的。每次谈话的时候必须引上三两句。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引用！想听什么忠告吗？永远不要批评你导师的朋友们。你导师的朋友神圣无比，一句有欠考虑的评论会把所有的前程都断送在中途。想听什么忠告吗？要满怀激情地痛恨外国作家。用你全部的能量去恨他们，特别是美国、法国，或者英国作家。西班牙作家都痛恨用其他语言写作的当代同行。对他们的一番负面评论绝对会让你交到很多朋友。同时要闭紧嘴巴睁大眼睛。给自己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早上写、下午改、晚上读，把别的时间都花在训练交际手腕、秘密活动和提升魅力上。十七岁时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二十岁时我已出版了两本书。现在我已二十四岁，有时回顾过去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我走得太远了。我已经出版了四本书，我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说老实话，我的需求从来就不多，只要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几本书就可以了）。我给马德里一家右翼报纸写每周专栏文章。我现在忙着吹捧、咒骂和痛斥形形色色的政客（当然都限制在一定的度里）。有志写作事业的年轻人视我为追随的楷模。有人说我是进步版的奥雷里奥·巴卡。我不知道。（西班牙同时伤害了我们，但此时我认为它对巴卡的伤害要更严重。）那些年轻人也许是很真诚的，但也可能想让我放松警戒，让我失去把持。如果是这样，我不会让他们的愿望得逞的：我仍然一如既往地顽强工作，产量仍然很高，还在继续培植朋友。我甚至还不到三十岁，未来正在像玫瑰般绽放，而且还是一朵完美的玫瑰，既芳香又少见。以喜剧开始者将以凯旋的征程结束，你不觉得吗？

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如同一切非常之事，这个故事也从一场梦开始。不到一年前，我经常步行去我们那里最有名望的一家文学咖啡馆，在那里跟各种作家交流我们挚爱的西班牙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在司空见惯的喧闹声中，我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宣称（不要指望这里会众口同声）尽管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不及其他几本卖得好，但却最有可读性。也许是这样吧。我自己并不关心市场。不过，在赞美的纱窗后面，我却瞥到一线阴影。我经常得到同行的赞美，最年轻的那位甚至视我为伟人——同时他们也以此自勉——可是在吹捧背后我却感觉到了某种莫可名状的东西的气息和日益迫近的危险，到底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一个月后，当时我在机场的登机厅，打算暂别我们可恨的西班牙若干时日，这时三个年轻人向我走来，高大、瘦削、明媚，讳莫如深地告诉我，我的新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说来这有点离奇，但他们绝对不是第一个对我说这种话的人。我开始了漫游的旅程。中途在罗马稍事逗留。在免税商店，一个看着饶有兴致的人老盯着我。他叫赫尔曼·昆斯特，是个出公差的奥地利人（我没有问他是干什么的），自称对我最近发表的那本书迷恋不已。他读的是西班牙文版，因为据我所知目前该书还没有被翻译成德语。他要我签个名。他的一番美言让我无话可说。到尼泊尔后，一个还不满十五岁的侍童问我是不是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我说是的，然后正要给他小费，这时小伙子声称是我作品的热烈崇拜者，几乎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就已经在那本破损不堪的《公牛与天使之间》上签了名，那是西班牙语第八版。准确地说，出版于1986年。不幸发生了一桩憾事，此事无足轻重却未能让我及时询问那位年轻读者借助什么样的命运辗转，让我的这本书到达他的手上。那天晚上，我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这个无头人影走到宾馆床铺前对我说：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一本辉煌的杰作将向你打开。可我已经在尼泊尔了啊，我用梦里那种迷迷糊糊的语调回答说。可是圣约翰又重复了一遍：去尼泊尔吧，埃尔南多，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好像是我的文学代理人。第二天早晨我就把这个梦给忘得一干二净。在去加德满都山区的路上，我跟一群来自我们备受攻击的西班牙的游客不期而遇。他们认出了我（当然，我是独自一人，在一块石头后面沉思默想），我随即成了问答会的主角，那样子好像我们在电视里做节目似的。我的故国同胞的求知欲极其旺盛、迫切，而且不可遏制。我签了两本书。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又梦见施洗者圣约翰。不过这回情景有了显著不同，一个影子陪着他，一个穿着寿衣的人，无头人说话时它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圣约翰说的基本上还是昨晚的那句训言。他催促我赶紧访问尼泊尔，并许诺会有一本伟大著作的美好奖赏，比最美好的作品更有价值。我在东方漫游期间，这些梦一夜又一夜地反复出现。回到马德里，很不情愿地参加了几次无法推辞的访谈后，我搬到一个叫欧雷胡埃拉·德·阿甘达的小山村里去住了，怀揣创作一部作品的坚定志向。我又梦见了施洗者圣约翰。埃尔南多，兄弟，太让人受不了了，我在梦中这样自言自语，只有在严酷的逆境中磨砺过神经的人才会鼓起这样的精神勇气，我设法让自己迅速醒来。房间沉浸在卡斯蒂利亚夜晚浓郁的寂静中。我打开窗户，呼吸着山里纯净的空气，已经毫不怀恋每天抽两包烟的遥远的过去，不过，刹那间我想我再也不想烟了。我好像再也没有时间可失去了般把所有清醒的时间全用在整理资料、写信、准备文章和演讲稿上了，这是一个成功作家必须付出的乏味劳动，那种嫉妒心很强，抱怨不已，一本书卖不掉一千册的作家是永远理解不了这些东西的。接着我跟往常一样上了床，迅速入睡。施洗者圣约翰从一片漆黑中再次现身，如同苏巴朗笔下的绘画，他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他点点头说：我就要走了，埃尔南多，但你不能一个人留在这里。我看着背景一点点亮起来，好像一阵微风或者天使的呼吸在融开那片迷雾和晦暗，不过应该说，还保留着一丝黎明的丧服色。在这片背景上，在距离我的床有十多尺的一片坚硬的岩层旁边，那个蒙面影子耐心地等待着。你是谁？我问。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想我几乎要哭了起来，在沉睡中，在如此阴郁的早晨，我忽然激动不已。但是，我仍然强自镇定，设法把那个问题又重复了一遍：你是谁？这时那个影子颤抖起来，或者说身体非常吝啬地动了动，摇落清晨的露水，或许那只是我凝视的双眼感觉到那是在颤抖，其实情况不是这样，颤抖结束后，这个影子开始向我的床边走来，双脚似乎并没有着地，但我能听到石头的声音，石头欢快地体会着脚底踩在它们的脊梁上时发出的鸣唱声，这声音忽然又变成一阵沙沙声和叮当声，随之又是一阵喃喃声和轻语声，仿佛那石头是田野里的草，双脚是空气或者水，接着，我使出莫大的劲头从床上坐起，用一只手肘撑着身子问，你是谁，影子，你想要我干什么，你的披肩后面藏着什么？影子继续在铺着石头和灰烬色鹅卵石的田野上行走过来，直抵我的床边，这时它停住脚步，石头们不再歌唱或叹息或咕咕作响，一阵无边的沉默降临我的房间、山谷和山麓，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勇敢点，埃尔南多，你做过的噩梦不少了，然后我又睁开眼睛。这时那个影子摘掉披肩，或许那只是条围巾，圣母玛丽亚站在我面前了，她的光不再让人目眩神迷，正如我的朋友帕特里西亚·费尔南德斯－加西亚·埃拉苏里斯说的那样，他也有过各种类似的经验，那是一种赏心悦目的光，一种与晨光交融和谐的光。我趁着还没有被惊呆说：您想让您卑贱的仆人做什么呢，夫人？她说：埃尔南多，我的孩子，我想让你写一本书。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内容不能泄露。但我都写出来了。我开始投入地干起来，打算不惜流血流汗，三个月后我就写出三百五十页的手稿，放在我的编辑的桌上。书名是《新时代与伊比利亚人的梯子》。他们告诉我，今天，这本书卖了一千多本。当然我没有在所有的书上都签名，因为我不是超人。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注定要以神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