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20/141页）

佩拉约·巴伦多埃，图书博览会，马德里，1994年7月。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吸过毒，抗抑郁病的药都从耳朵里释放出去了，在这个据说不错的图书展会上漫步，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在这里拥有各种各样的读者，还有巴卡，加西亚·莱昂的直接对头，但同样令人敬畏，他也有各种读者，连我的老朋友佩雷·奥多内斯也有一些读者，甚至连我，为什么要绕圈子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连我都占据了若干读者份额，我的读者是那些精疲力竭的人，那些挨鞭打的人，那些头脑中带着小小的锂制炸弹的人，那百忧解药的河流，那埃帕迷尼诺的湖泊，那罗弗诺尔的死海，被德拉基马辛堵塞的深井，我的兄弟姐妹们，那些以吸食我的疯狂来滋养自己疯狂的人们。现在我跟我的护士在一起，但也可能不是护士，而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一个特殊教育教师，甚至是个律师。总之我跟一个貌似我的护士的女人在一起，或者至少从她给我服那些奇妙的药片、那些在我的头脑中炸开阻止我再干任何疯狂之事的炸弹的敏捷程度，可以得出她是一个护士的结论。她走在我身边，我要转弯时她优雅的身影扫刷着我伸展开来的沉重影子。我的影子似乎羞于在她的影子旁边流动，可是你再瞧的时候它又极其开心。我的影子就像第三个千禧年的瑜伽熊，她的影子就像希帕蒂娅的弟子。在那一刻，我挺高兴能来这儿，高兴极了，因为我的护士喜欢看到这么多书汇聚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所谓西班牙诗歌或者西班牙文学界这个最著名的疯子并肩散步。这时我发现自己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或者轻轻地哼唱。她问我为什么要笑，为什么会唱，我就告诉她，我笑是因为整个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可笑了，因为埃尔南多·加西亚·莱昂声称是施洗者圣约翰或者圣罗耀拉或者圣埃斯克里瓦太荒谬了，是因为所有这些作家为了得到承认和读者，盘坐在他们各自的隔间里，这些辛苦的搏斗太可笑了。她又望着我问为什么哼唱，我告诉她那是我写的诗，我唱的是我正在构思或者想回忆起来的诗。这时我的护士微笑着点点头对我的答复很满意，就在这样的时候，人群熙熙攘攘之际，碰碰撞撞开始隐隐约约危险起来（我们就在奥雷里奥·巴卡的摊位附近，她告诉我），她的手开始寻找，然后轻易地找到我的手，我们手拉着手慢慢穿过耀眼的阳光和冰一般的阴凉地带，她的影子拖着我的影子，但最关键的是她的身体拖着我的身体。虽然我没有对她说实话（我微笑是为了不要号叫，我歌唱是因为不想祈祷或诅咒），我的解释对我的护士来说简直好极了，不仅赞美了她作为心理医生的高超技巧，更主要的是赞美了她的生活激情，她享受丽池公园灿烂阳光的渴望，她想快乐的顽强欲望。这时我开始从貌似诗意的角度思索起一些事情来，如失业（我的护士刚刚从失业中获救，得感谢我的疯狂），还有消逝的光阴像只红气球般在我眼前升起，飘得越来越高最后让我想哭想喊，这有点像代达罗斯哀伤伊卡洛斯的命运，而代达罗斯自己也在劫难逃，接着我又回到地球上，回到图书博览会上，试图对护士似笑非笑一下，只对她，可是她却不看我，看见我的是我的读者们，那些遭鞭打的人，那些被残杀的人，那些以我的疯狂为食粮的人，那些最终会弄死我或者熄却我的无限耐心的人，还有那些我的评论家们，他们想跟我合影但无法忍受连续八个多小时跟我在一起，还有那些作家兼电视主持人，那些热爱着巴塞罗那、极度疯狂同时又严肃地摇着脑袋的人。她不会明白，她永远不会明白，这个傻瓜，这个白痴，这个天真的人，这个迟来的女人，她对文学感兴趣、对潜伏在肮脏或者纯洁的书页后面的地狱浑然不觉，她喜欢鲜花但却没有发现瓶底藏着一个恶魔，她在图书博览会上徜徉着，在前面拉着我，摄影者把相机对准我时她冲着他们微笑，她拉着我的影子，也拉着她的影子，这个无知的人，这个无依无靠的人，这个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她会活得比我长，这是我惟一的安慰。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怅惘的挽歌结束。

费里佩·穆勒，森特里科酒吧，塔尔勒斯大街，巴塞罗那，1995年9月。

这是个机场故事。阿图罗在巴塞罗那机场讲给我听的。说的是两个作家的故事。结局有些模糊。机场讲的故事很容易忘掉，除非是爱情故事，但这个不是爱情故事。我想我应该见过这两位作家。至少阿图罗见过。在巴塞罗那、巴黎还是墨西哥见过？我不知道。一个是秘鲁人，另一个是古巴人，但我不敢绝对肯定他们是这两个国家的人。阿图罗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不仅说了他们是哪儿人，还告诉了他们的名字。但我没太在意。我想，至少，我猜，他们跟我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说出生于1950年代。据阿图罗说，他们的命运，这点我倒记得很清楚，很有教育意义。那个秘鲁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至少他的阅读脉络是：熟悉葛兰西、卢卡斯、胡塞尔。但也读黑格尔、康德，以及希腊人的某些著作。这个古巴人是个很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这几个字应该大写才对：一个快乐的讲故事的高手。他不怎么读理论，主要读长篇小说、诗歌、短篇。这两个人，秘鲁人和古巴人，都出身于穷人家庭，一个是工人阶级，另一个是农民。两个人都在幸福、快乐中长大，有一种快乐的天赋。都有想要快乐的本能。阿图罗说这两个人孩提时代可能都很漂亮。我想所有的孩子都很漂亮吧。当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文学天赋：那个秘鲁人喜欢写诗，那个古巴人喜欢写小说。两个人都信奉革命和自由，像很多出生于1950年代的拉美作家一样。后来，他们长大了，开始尝到成功的激动：他们的书出版了，评论家们异口同声地赞赏，被尊为这片大陆上顶尖的青年作家，一个在诗坛，另一个在小说界，虽然没人说出口，但大家还在等待他们的代表作的问世。可是，后来最优秀的拉美作家或者生于1950年代的优秀作家的履历他们也经历了一遍：青春、爱情和死亡的三位一体呈现在他们面前，仿佛过了一次主显节。这种幻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呢？最初，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就像一块玻璃压在另一块玻璃上轻轻移动那样。只有不多的几个朋友注意到了。接着，他们几乎无法逃遁地走向了灾难或者深渊。那个秘鲁人拿到一笔资助离开首都利马。他在拉丁美洲漫游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去了巴塞罗那，然后又去了巴黎。我想，阿图罗在墨西哥见过他，但是在巴塞罗那他们才亲密起来。那个时代好像一切都青睐流星般的事物，只有很少例外，西班牙的编辑和作家对他们的作品毫无兴趣。谁能说得上是为什么呢？后来他们又去了巴黎，在那里跟秘鲁来的学生圈过从甚密。据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一直都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一个游戏和不负责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沙龙共产主义者，但是他在巴黎设法自我暗示自己是马里亚特吉的化身，不是锤头就是铁钻，我忘了是哪个，鞭笞浪迹拉美的纸老虎们。为什么贝拉诺认为对他的秘鲁朋友来说这纯属游戏呢？他的理由很充分：这个秘鲁人今天可能写几页极富煽动性的宣传文章，第二天又写一篇字迹潦草难辨的论帕斯的随笔，里面充满了对这位墨西哥诗人的奉承和溢美之词。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显然有失严肃性。自相矛盾。其实，这个秘鲁人从来都无望成为一个散文家，如果他想扮演那些精神颓废或者溢美帕斯诗歌的代言人，这没什么关系。但他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诗人，偶尔还很好。诗风大胆新颖。一天，这个秘鲁人决定回到秘鲁。也许他觉得全新的马里亚特吉该到回归故土的时刻了，或许他只是想利用手中剩余的资助金去某个更廉价的地方生活，不受干扰地实施自己的新计划。可他并不走运。几乎刚踏上利马机场“闪光道路”就兴起了，好像一直在等着他。忽然，出现了一股需要承认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整个秘鲁危险地蔓延开来。显然，这个秘鲁人不可能回到自己的山乡小镇写东西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乱套了。秘鲁作家们的光明希望成了泡影，代之以日益忧心、日益失衡的人，代之以无法从用巴黎和巴塞罗那代替利马中恢复过来的人，那里只有不蔑视他的诗歌的人才讨厌他是个修正主义者或者不忠的走狗，那里，在警察眼中，他是千年游击队运动中的理论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属实）。换句话说，这个秘鲁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搁浅在一个会被警察和“光辉道路组织［57］”都轻易暗杀掉的国家。两派这样做都有充分的理由，两派都觉得遭到了他的文章的侮辱。从那一刻开始，他只有竭尽全力把自己从无可挽回地逼近毁灭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还是长话短说：他无牵无挂地回来了。这位过去欣赏“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人被改造成布莱瓦茨基夫人理论的信奉者。他又重返天主教堂。他成了约翰·保罗二世的狂热追随者和政教分离神学理论令人头疼的敌人。不过警方并不相信他的这种改变，他仍然位列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名单。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朋友们，那些对他有所期待的人，仍然相信他，但已经不跟他说话了。不久，妻子也离他而去。但这个秘鲁人坚决不改疯狂，坚持不变立场，牢牢抓住不放。当然他也没有赚到任何钱。他跟父亲住在一起，靠父亲养活。父亲去世后又靠母亲养活。当然，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写作，不断有大部头的晦涩著作问世，其中偶尔穿插些精彩的逗人发笑的幽默片段。若干年后，他有时吹嘘自己从1985年以来就不再有性事活动了。另外，他几乎丧失了任何羞耻感，冷静或者谨慎的品质。他赞美别人时经常太过火（明显地过火，因为我们一直谈论的拉美作家都是如此），自我吹捧时绝无荒谬感。不过他仍然不时有漂亮的诗歌出手。阿图罗说：这个秘鲁人相信美洲最伟大的诗人只有两个，就是他和惠特曼。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案例。那个古巴人的故事则完全不同。他是个同性恋，革命领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宽容同性恋，因此，他完成了两部优秀长篇小说（也比较短）的短暂的辉煌期过后，不久便被拖进被说成一场革命的欺骗和疯狂之中。他们逐渐夺去他原本就不多的资源。他丢了工作，没有人愿意发表和出版他的作品。他被迫成了警察的告密者，他被人跟踪，他的邮件被截留，最后他们把他投进监狱。这些革命家似乎设定了两个目标：治愈这个古巴人的同性恋，一旦治愈，又劝服他为国工作。两个目标都是开玩笑。这个古巴人声称。跟所有优秀的（或糟糕的）拉美作家一样，他并不害怕警察、贫困和禁止发表作品。他在这个岛上历经无数风险。最终他活了下来，仍然才情未减。一天，他逃了，逃到了美国。他的书又开始出版了。他开始更加勤奋地写作，只要有可能，可他与迈阿密颇不投缘。他又去了纽约。他得了艾滋病。在古巴，人们都这样说了：你瞧，如果他待在这儿，就不会死了。他又在西班牙待了段时间。他最后那段日子颇为不易。他想把正在写的作品完成了，但已经几乎不能打字。但他最终还是写完了。有时他坐在纽约家里的窗边，思索自己能够做什么，最后又做了什么。他最后的日子充满了孤独、痛苦，对永远失去的一切满腔愤怒。他不想死在医院里。这就是我们等着把那个古巴人从西班牙永远带回来的飞机时阿图罗告诉我的一切。革命的梦想最终不过是一场狂热的噩梦。你和我都是智利人，我告诉他，这不是我们的错。他看着我，没有说话。后来他大笑起来。他在我的脸颊每边都吻了下后就走了。一切以喜剧开始者最后均以一段喜剧的独白结束，但我们已经笑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