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21/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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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卡贝萨，洪帝多公园，墨西哥城联邦区，1995年10月。

我是奥克塔维奥·帕斯的秘书。你无法想像我的工作量有多大。需要写各种书信、寻找不知道放在哪儿的手稿、给杂志撰稿人打电话、查找除了一两所北美大学还有收藏外其他地方已经绝迹的书籍。为奥克塔维奥先生工作了两年后我患上了周期性头疼症，经常从上午十一点开始疼到晚上六点才慢慢缓解，服多少片阿斯匹林都不管用。总体上，我还是更喜欢干那些像家务活的工作，如准备早点或者帮助女佣做午饭。我很享受这样的工作，同时对我那备受折磨的头脑来说也算是一种休息。我通常早上七点左右到他家，那时交通还不太拥堵，或者至少没有上班高峰时那么可怕，我会准备好咖啡、茶水、橙汁、两块吐司、一顿简单的早餐，然后把盘子端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卧室说，奥克塔维奥先生，醒醒吧，新的一天到了。但玛丽亚·何塞夫人会第一个睁开眼睛，她醒来后总是那么快活，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出来说：把早餐放在床头桌上吧，克拉拉，我就说早上好，夫人，又是新的一天了。然后我回厨房做自己的早餐，跟夫人一家的早点差不多：咖啡、橙汁、两块吐司，或者两片火腿，完了我就走进书房开始工作了。

你不知道奥克塔维奥先生收到的信简直成捆成堆，而且特别不好分类整理。你可以想像得出，给他写信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形形色色，有来自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英国、意大利、法国的年轻诗人。我不是说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封信都需要回复，他可能只回复这些信件的百分之十五或二十，但其他信件也需要归类，别问我为什么，我更愿意把它们都给扔掉。好在归档办法很简单：我们按照国别挑出来，假如某个写信人的国别不清楚（这种情况常发生在用西班牙、英文或者法文写的信上），我们就按语种分类。有时我在翻检邮件时会想到那些流行歌手或者摇滚歌星的助理的日常工作，我想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需要处理这么多的信件呢。也许吧，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收到这么多语种的信。有时奥克塔维奥先生还会收到中文写的信，通篇都用中文写成。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只好把这些信另外放在一个分开的小堆里，我们管它叫“边缘地带”，奥克塔维奥先生每周会翻检一次。他会说：克拉丽塔，带上车，我们去找找老朋友纳戈希罗。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好的，奥克塔维奥先生，我说，但拜访活动可没他说的那么简单。首先，我会花一个早上的工夫打电话联系这个纳戈希罗，等终于联系上他后我就说，纳戈希罗先生，我们有点东西想让你翻译，然后我们说好在本周的某一天约见。有时我会把这些信件通过邮局或者邮递员寄给他，但如果某件东西挺重要的话，对此我可以从奥克塔维奥先生脸上的表情判断出来，我会亲自送去，守在纳戈希罗的旁边等他给我一个文件或信件内容的梗概，我会把这个梗概速记在我的小小的笔记本上，随后再打印出来放在奥克塔维奥先生的办公桌上，放在桌子的左侧，这样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看一眼，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还有些奥克塔维奥先生的信需要寄出去。这是件真的能把人气死的工作，因为他每星期要写大量的书信，比如十六封左右，寄到世界上许多匪夷所思的地方，此事实在令人惊愕，因为你不禁要想问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么多不同的地方有这么多朋友，甚至有很多地方的名字张冠李戴，的里雅斯特和悉尼，科尔多瓦和赫尔辛基，那不勒斯和博卡斯德尔托罗（巴拿马），利摩日和新德里、格拉斯哥和蒙特雷。而且他对每个人都要勉励几句，或者写个他经常咕哝的某个想法，以及我认为会让收信人琢磨或者沉思的句子。不宜在此透露他在信里写的内容，所以我只能说他在信中谈的东西多少跟他在自己的散文和诗歌里写的东西差不多：美好的东西、阴暗的事物，以及差异性，后者也是我经常思考的东西，我想就跟许多墨西哥知识分子一样，但却永远理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要做的另一件事儿，也是我乐意为之的，就是充当看护，因为我正好学过些应急处理课程。那时，奥克塔维奥先生也已经不能说是健康无虞了，他每天都得服药，因为他脑子里总有许多别的事情，该到吃药的时候就忘了，但是他在服药方面可谓一团糟，这片应该中午服，那片不能在早上八点服，无论如何，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结束了这种混乱，因为我甚至可以确保自己不在的时候仍然让他服应该服的药，像钟表般精确。为此，我在自己的住处或随便我碰巧去的地方给他打电话，并且询问女佣：奥克塔维奥先生吃了应该在八点钟服的药了吗？女佣会去看一看，如果我在一个塑料瓶里放好的药还在，我就告诉她：把药给奥克塔维奥先生拿去，让他吃了。有时我会直接给夫人讲而不通过女佣，但还是原话：奥克塔维奥先生吃药了吗？玛丽亚·何塞夫人会大笑着说，噢，克拉丽萨，她有时叫我克拉丽萨，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一天你会让我嫉妒的，玛丽亚·何塞夫人这样说的时候我会有些脸色羞红，我都担心她会看见这种羞红，你能想像得出吗？好像我们在电话里说话时她什么都能看得见！但我还是继续打电话坚持让他准时吃药，否则这些药怎么会对他有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