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0/141页）

他给了我四本书，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一星期后我们就告别了，我送他去了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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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乌伦达，切尔克－米迪街，巴黎，1996年6月。

这是一个说来挺沉重的故事。它貌似轻松，可是稍微深入点表皮，你就会觉得这个故事绝不轻松。所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故事都很沉重。我每年至少去三次非洲，通常都去那种炎热的地方，每当我回到巴黎，好像还沉睡在梦中，我都醒不过来了，尽管你也许觉得恐惧对拉美人的影响，相对其他任何地方的人而言要小很多，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我就是在那里碰到阿图罗·贝拉诺的，在罗安达的邮局，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时我没什么好干的，除了花巨资往巴黎打电话。他在发传真的窗口，他跟那个派头像经理的家伙讨价还价，后者想多收他钱，我向他伸出了援手。纯属巧合，后来发现我们都是南美人，他是智利人，我是阿根廷人，我们决定一起度过剩余的时光。也许是我提议的，我从来都是那种喜欢交际的人，喜欢聊天，想了解别人，我还算是个称职的倾听者，不过，有时我貌似在听其实却在想着自己的事儿。

我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之间有着比想像中还要多的共同点。至少我意识到了这点，我猜阿图罗也意识到了吧，我们没有就此交换过意见，或者拍拍对方的肩膀。我们的出生时间差不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别离了自己可敬的国家，我们都喜欢科塔萨尔，我们都喜欢博尔赫斯，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我们都会讲很烂的葡萄牙语。基本上，我们都是那种正处于深渊或者崩溃边缘的状态，你愿意怎么描述它都可以，而且在某个非洲国家待得很自在的四十出头的拉美人。惟一的不同是我完成任务（我是供职于拉鲁纳公司的摄影师）后就返回巴黎，而可怜的贝拉诺完成工作后还想在这里继续逗留。

为什么要留下来呢，伙计？那天晚上我找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回欧洲呢？我都打算借钱给他买机票了，如果他没钱的话，当然这种话也就是喝得烂醉时才会说，那里的夜晚不仅有异国他乡的味道而且还很辉煌，非常辉煌，辉煌得稍不留心它会把你吞没，吞没你以及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但那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你们这些从来没有去过非洲的人是不会明白的。我太明白了。贝拉诺也很明白。我们两个都是自由职业者。我在拉鲁纳工作，我说过了，贝拉诺是马德里一家报纸的特约记者，他们给他的稿酬低得近乎没有。尽管当时他没有对我说为什么不愿意离开，我们还是一起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最后被夜晚或者被困乏（这么说，是因为真正的罗安达的困乏能让你跌到帆布床下）带到那个叫霍奥·阿尔维斯、足有两百五十磅重的非洲人开的私人俱乐部里去。在那里我们碰到了几个熟人，有记者、摄影师、警察和皮条客，我们一个劲儿地说着话。也许并没有说。也许我们在那里就分开了，也许我在烟雾中看不见他了，就像为了工作要出来见那么多人，跟那么多人交谈，然后大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就不同了。人们逐渐散去，越来越少，你完全有时间互相道个别，哪怕你不想道别。在非洲就不是这样了。这里人们一个劲儿地说话，向你倾诉他们的麻烦，完了就消失在烟雾中，就像那天晚上贝拉诺的消失，一点预兆都没有。你甚至永远不会考虑在机场再次碰到X或者Y。这种可能是有的，我不是说它不存在，但你别指望。就这样，那天晚上，贝拉诺消失后，我就不再想他了，不再想借钱给他，我继续喝酒、跳舞，后来就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我惊醒时（主要是害怕而非余醉未醒的难受，因为我担心会被抢，而不是不习惯待在类似霍奥·阿尔维斯的这种地方）已经是清晨了，我走出去活动腿脚时发现他也在院子里，吸着烟等我。

没错，这是有点造作。

从那以后，我们每天都见面。有时我会请他吃晚饭，有时他又请我吃晚饭。饭菜都挺便宜，他不是那种饕餮之徒。每天早晨他都稍微喝点菊花茶，如果没有菊花了就要些亚麻或者薄荷什么的来泡花草茶，他从不沾咖啡或者黑茶，也不吃任何油炸食品。贝拉诺，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简直像个移动药店啊，他发出苦涩的大笑，好像在说别烦我了，乌伦达，我情绪不好。至于女人，据我所知，他身边没有一个。一天晚上，那个美国记者乔伊·拉德马切尔邀请我们在邻近的帕拉参加个舞会庆贺他在安哥拉出差结束。舞会是在一家私宅后面一个拥挤的土院里举行的，最妙的是来了很多女孩。跟那些时髦的人一样，我们带了大量避孕套，除了贝拉诺，他是最后时刻才决定跟我们一起来玩的，很大程度上是我坚持要他来的。我不想说他不跳舞，因为事实上他是跳的，可是我问他带避孕套了没有，或者是不是需要几只我带的，他断然打断我：乌伦达，我不需要这种东西，或者说了具有类似效果的话，这让我觉得他会仅限于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