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1/141页）

我回巴黎后，他还留在罗安达，打算还往腹地深处再走走，那里还满是持枪荷弹、无法无天的匪帮。我临走之前两个人最后聊了一次。他的故事其实很难凑成一个整体。一方面，我觉得生活对他已经没有意义，感觉他领受这份工作是为了死得绚丽多彩，死得非同凡响，与这那庸常之辈和狗屎们有所不同。我这一代人全都深受马克思和兰波的影响。（我不是以此为借口，至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在这里不想评判任何人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这点我也迷惑不解，他对自己又呵护有加。他每天像举行宗教仪式般服那些小药片。有一次我跟他去罗安达一家药店找跟优思弗相当的什么药，那是一种熊脱氧胆酸药物，多少有利于硬化的胆管功能，我是这样理解的。干这种事儿时，贝拉诺的举止好像健康对自己来说重要极了。我看着他走进药店，说着糟糕极了的葡萄牙语，目光扫视着货架，先是以字母为序，接着就随意无序了，没有找到可恶的熊脱氧胆酸，我们要离开时，我对他说，贝拉诺，别担心（因为他的表情忧伤极了），我一到巴黎就给你寄些过来，他说：没有处方你是拿不到药的，我开始笑起来了，我想这人还是想活嘛，他不可能谋划着去寻死。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需要药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不光要优思弗，而且还要氨基水杨酸和奥美拉唑，前两种必须每天服用，四片氨基水杨酸治结肠病，六片优思弗治硬化症。没有奥美拉唑关系不大，我吃不准他服这种药是不是治十二指肠溃疡或者胃溃疡或者胃酸过多什么的，但用不着每天都吃这种药。有趣的是，如果这样能说得通的话，他又担心得到药品，担心吃了什么会引起胰腺病的发作（已经发作过三次了，当然是在欧洲不是安哥拉，如果在安哥拉发作的话，可能必死无疑），我是说他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且我们交谈的时候，男人之间交谈的时候，我猜你会这么说，这的确听上去有些恐怖，可你能把那样一场阴郁的谈话叫什么好呢？他暗示他去那里是为了把自己给弄死，我想这跟他到那里是杀死自己或者去自杀不是一回事，因为你不会辛辛苦苦地亲自来做这件事儿，到头来这样做照样很麻烦。

我回巴黎后跟西蒙娜——那是我妻子的名字，她是法国人——讲了，她问我贝拉诺长什么样，让我描述一下他的外形，要绝对详细，然后她说完全能够理解。你怎么理解他了？我都不理解。那是我回家后的第二个晚上，我们躺在床上，关了灯，正是我会把一切都讲给她听的那种时候。那药呢，你买了吗？西蒙娜问。没有，还没买呢。哦，明天一起来我就去买，然后立刻给他寄过去。我会买的，我说，但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在非洲，你经常会碰到各种离奇的事情。你觉得有谁可能旅行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找死吗？我问妻子。这完全有可能，她说。一个四十岁的男子也有可能吗？我问。如果他还具有冒险精神，那完全有可能。我妻子说。跟大多数比较实际和吝啬的巴黎女人不同，我妻子还有股浪漫气质。于是我给贝拉诺买了药寄到罗安达，不久，我便收到一张表示感谢的明信片。我估算，寄的药可以让他用上二十天。这之后怎么办呢？我想他要么返回欧洲，要么死在安哥拉。此事我只能想到这一层。

几个月后我在基加利的大酒店与他不期而遇，我就住在那儿，他隔段时间就来用一下酒店的传真机。我们非常热情地问候了对方。我问他是不是还在马德里那家报社工作，他说还在，又增加了几家南美洲的杂志，这样挣的钱会略微多点。他又不想去死了，同时又穷得回不了加泰罗尼亚。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住的屋里（贝拉诺从来不像别的外国记者那样住在酒店，而是在允许他能便宜住下的私人家里租间屋子或者一张床、一个角落）一起吃了晚饭。我们聊起安哥拉。他告诉我他去过万博，漫游过宽扎河，去过奎托夸纳瓦累和威热，他写的文章里已经好好地回顾过了，他是经过罗安达陆路去的，然后继续走到基桑加尼，有时沿刚果河而上，有时沿险峻的森林山路，最后到达基加利，全程不歇地行走用了三十多天。这片大地本身就会令此行几乎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还有政局的影响了。他讲完后，我都说不上该不该相信。从表面上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另外，他又是半带微笑说的，更让你不禁想怀疑。

我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在安哥拉得腹泻病倒了，但现在已经痊愈。我说我的照片卖得越来越好。如果他想要，我说，我想这次是当真的，我可以给他借点钱，但他听都不听。后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问起他那场伟大的死亡探寻，他告诉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说我会看到真正的死亡，那件至关重要的东西，明天就会逼近。怎么说呢，他变了。有段时间他一连几天不吃药。好像平心静气多了。我看见他时也很开心。因为他刚从巴塞罗那收到药。谁寄给你的？我问他，一个女人？不是，他说，一个朋友。他叫伊内基·埃切瓦内，我们决斗过一回。打过架？我说。不，是决斗。谁赢了？我不知道我们谁杀死了对方，贝拉诺说。真是太离谱了，我说。没错，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