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132/141页）

其间，他显然已经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掌控裕如了，或者开始裕如了，这点我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人能办得到，其实，除了大型媒体的记者，他们有雄厚的实力，鲜有自由职业者不结交的大量朋友，而只是靠着接近它就能在非洲这种环境里做到操纵自如。

从外形上看，他比在安哥拉时瘦了许多，其实已经皮包骨头了，但看样子却显得挺健康，没有丝毫病态。或许那只是我的观感，可能正在逐渐向死亡边缘走去也没准呢。他的头发更长了，可能是自己剪的。他还穿着安哥拉时穿的衣服，但更脏了，而且快要破掉了。他操着方言，我立刻听了出来，属于那种视性命如草芥的国家的语言，而交谈——连同金钱——最终成为解决一切的关键。

第二天我去了难民营，回来时他已经走了。到宾馆后发现他给我留了张字条，祝我走运，并请我，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回巴黎后给他寄些药来。他的地址写在字条里。我去找他，他人已经不在了。

我把情况告诉妻子后她一点都不吃惊。可是西蒙，我说，我再次见到他的机会可能是百万分之一了。这是有可能的，她就说了这么一句。第二天她问我打算给他寄还是不寄药。我已经寄走了。

那次我在巴黎没有待多久。我又回到非洲，我坚信自己会碰到贝拉诺，但我们的路径已经不再相交，但我还是向那些老资格的记者们打听了他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个认识他的人又不知道他可能去哪儿了。下一程还是如此，再下一程次依然如此。你见到他了吗？我回去后妻子总是这样问我。没见到，我回答说。也许他已经回巴塞罗那或者到家了。也许在别的地方呢，妻子说。可能吧，我说。我们谁也不会知道。

最后在利比里亚我总算见到他了。你知道利比里亚在哪儿吗？没错，在非洲西海岸，大致在塞拉利昂和象牙海岸之间。没错。可你知道谁在统治这个国家吗？左派还是右派？我敢打赌你不知道。

四月的时候，我乘一艘船从塞拉里昂的自由城来到蒙罗维亚镇。那艘船是一个人权组织包租的，具体什么机构我现在忘了，使命是去解救几百名欧洲人，他们全在美国大使馆等待着——那里是蒙罗维亚镇原则上惟一安全的地方，据任何到过那里或者掌握那里事态的第一手消息的人说。这些知情人士原来都是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北非人以及那个古怪的英国黑人。其他欧洲人，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早就撤离了，只留下他们的秘书。对一个拉美人来说，把美国大使馆与安全联系起来本身就有点古怪，这好像是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时代已经变了，为什么大使馆就不该安全呢？我想我自己可能最终也要到那里的。然而，这些信息让我觉得是一个不祥之兆，可能是一切要走向错乱的确凿信号。

一群利比里亚士兵，没一个超过二十岁的，护送我们来到新非洲路一幢三层楼里，那是老里兹酒店或者老克里伦酒店的利比里亚翻版，现在由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国际记者组织经营。这家酒店被称作媒体记者中心，是首府为数不多还在营业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得归功于五名美国海军人员的存在。他们现在正在站岗，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后廊里打发，跟美国电视台的记者们喝酒，为记者和他们雇的一帮去蒙罗维亚激战区，或者很少但心血来潮去首府以外的地区，那些无名的村落（虽然这些地方全都有名字，而且曾经有过大人、孩子和工作）时充当向导和保镖的年轻的曼丁哥士兵牵线搭桥，那些地方据道听途说或者我们每晚从CNN上的报道看，几乎是世界末日、人类的疯狂、潜伏在每个心脏里的恶魔的忠实写照。

那个新闻中心还发挥着宾馆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到那儿的第一天需要登记。轮到我登记时，我已经喝了威士忌跟两个法国朋友聊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翻起登记簿找一个名字。我毫不意外地发现了阿图罗的名字。

他到那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是跟一群德国人同时到的，他们是两男一女，都是法兰克福一家报社的人员。我想马上跟他取得联系，但却找不到他。一个墨西哥记者告诉我他已经有七天没有出现在中心了。如果我想了解他的情况，应该上美国大使馆询问。我想起我们在安哥拉那场遥远的谈话，谈到他对死的渴望，我忽然想到他可能去了却那个愿望了。有人告诉我，那几个德国人已经走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我心里清楚别无选择，只好到大使馆去找他了。没有一个人向我提供任何信息，我只拍出几张照片。蒙罗维亚的街道、大使馆的庭院、几张面孔。我回中心的路上遇到一个奥地利人，他认识一个离开前曾见过贝拉诺的德国人。但是，这个德国人整天外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着白天的时光，没办法，只有等了。我记得开始跟几个法国同事玩扑克时已经七点左右了，还记得我们都备好蜡烛以防日落时经常出现的断电，或许别人告诉我们会断电。然而灯并没有熄灭，玩家们很快陷入倦怠状态了。我记得大伙一起喝着酒一边议论着卢旺达和扎伊尔以及我们在巴黎刚看过的电影。那个德国人午夜才回来，那时我独自一人在鬼影幢幢的里兹酒店的大厅里待着，担任门卫和值班经理的年轻的雇佣兵（可是在谁出钱的军队里呢？）吉米告诉我，海尔·林克，那个摄影师正往自己房间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