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荒野侦探　1976—1996（第61/141页）

何塞·“佐皮洛秃鹰”·科林纳，基多咖啡店，布卡雷利大街，墨西哥城联邦区，1981年3月。

这是那些游手好闲之徒离政治最近的一次。1975年左右，我在《国家报》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阿图罗·贝拉诺、乌里塞斯·利马和费里佩·穆勒在那里等着胡安·雷亚诺先生召见。忽然，这个长得还不错的金发女郎（我是鉴赏专家）走过来，她径直从那群邋里邋遢、像苍蝇般挤成一堆、坐在胡安·雷亚诺先生工作的那间小屋里的诗人面前走过去。当然，没有一个人抱怨（他们可能没钱，但却很绅士，这些笨蛋，再者，他妈的他们能说什么呢？），这个金发女郎走到胡安先生的办公桌前，把一沓纸给了他，是译文的稿子，我记得听见她说了什么（我的听觉极佳），胡安，上帝保佑他，像他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了，冲她露出灿烂的微笑说你好吗，维罗妮卡（这个油腔滑调的西班牙杂种，他对待我们其他人的态度简直视若粪土），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这位维罗妮卡把译文给了他，他们聊了会儿，事实上是维罗妮卡在对这个老头说话，胡安不断地点着头，像被催眠了，后来这个金发女郎拿上她的支票放进包里，启动她的脚跟，消失在肮脏发霉的过道里，接着，别人在唧唧喳喳议论时，乔瓦尼先生又在那里坐了会儿，显得有点迷糊和心不在焉，他对阿图罗·贝拉诺一直很信赖，坐得离他最近，贝拉诺说，这是怎么了，胡安，怎么回事？雷亚诺仿佛如梦初醒或者从他妈的噩梦中惊醒，直视着贝拉诺说：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他讲着正宗的西班牙语，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因为雷亚诺的脾气很坏，他一般讲墨西哥口音的西班牙语，个中原因谁也不知道，可怜的老家伙，归根结底是个挺倒霉的人，可是他却问，你知道那女孩是谁吗，阿图罗？贝拉诺说，不知道，先生，但她看上去不错。她是什么人？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雷亚诺先生说，不是别人，是列夫·戴维多维奇的重孙维罗妮卡·沃尔科夫（会是孙女吗，不，是重孙女，我想），后来，对不起，我总是忘了说到哪儿了，贝拉诺发火了，然后紧跟维罗妮卡快步走了，利马紧跟在贝拉诺后面，穆勒那小子待了会儿领走他们的支票，然后像子弹般离去，雷亚诺瞧着他们消失在菲尔斯厅，然后仿佛哑然失笑，仿佛在说恶心的小王八蛋，我想他一定想到了西班牙内战，他那些死去的朋友，他漫长的流放岁月，也许他还想起自己是个共产战士的年代，虽然那与托洛茨基重孙女格格不入，但那就是雷亚诺先生，一个本质上多愁善感的家伙，一个好人，接着他又回到人间，回到《国家报》文化副刊肮脏的编辑部，每个涌进这间沉闷的屋子的人，在黑糊糊的过道里无精打采的人，把他抓回现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拿到了支票。

后来，我跟乔瓦尼先生聊了会儿一个画家哥们儿的作品后就跟两个在报社工作的家伙出去了，大家都准备要早早喝个痛快，我透过一家咖啡店的玻璃看到了他们，咖啡店名字似乎是埃斯特雷拉·厄兰特，但我记不得了。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追上她请她出去喝一杯。我站在人行道上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时跟我们一伙的别的几个家伙在商量去哪儿。他们似乎很开心，贝拉诺、利马、穆勒、托洛茨基的重孙女。透过窗户，我看见他们大笑着，看见他们对那里欣赏备至，大笑着。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那个叫沃尔科夫的女孩显然是一种社会象征，而那些家伙都是等着进入莱库姆贝里或者恶魔岛监狱的，这全写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出什么问题了，我发誓。我的心肠挺软，科林纳家的人从来没有这么心软的。那几个杂种在跟维罗妮卡·沃尔科夫笑着，但他们也在与列夫·托洛茨基笑着。那可能是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们接触距离最近的一次。那可能是他们平生接触到的最近的人。我想到了伊凡·雷亚诺维奇先生，我觉得自己满怀伤感，但也满怀幸福，真该死。这是《国家报》发薪日发生的最匪夷所思的事。

维罗妮卡·沃尔科夫，跟一个女性朋友和两个男性朋友在一起，国际线出境口，墨西哥城联邦区机场，1981年4月。

何塞·科林纳先生说我永远不会再见到那两个智利人阿图罗·贝拉诺和费里佩·穆勒以及他们的朋友、我的墨西哥同胞乌里塞斯·利马，他错了。如果他所描述的事情，事实有待考证，发生在1975年，那么大约一年后我又见到那几个问题青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1976年5月或者6月，在一个清爽空旷的夜晚，甚至可以说是明媚的夜晚，是在那种年复一年让墨西哥人和喜爱这个地方的外国游客流连忘返的夜晚，我本人觉得很兴奋但确实又觉得很伤感的夜晚。